1952年3月6日，惊蛰后一日上午巳时，我出生在华山路丁香花园对面1006弄一幢绿叶成荫、树如华盖的花园洋房内，父亲当时叫了救护车紧急送到华山医院，进了隔离病房。次年，全家搬到作为市委机关宿舍的常熟路瑞华公寓2号门83室。
我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伴随着阅读的成长。我的父母亲都是革命老干部里的知识分子，全国解放初期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文学编辑，我父亲于50年代中期就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们喜欢读书、买书，所以家中藏书不少，我们也自幼与阅读结缘。儿时最为惬意的事，莫过于席地而坐，面对摊了一地的书，饶有兴趣地随意翻阅。
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到中学，读过的书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套《世界文学》，从1953年创刊号一直到“文革”一度停刊前全都读过。还有一套苏联作家编写的《森林日记》，很有意思，分春、夏、秋、冬四册，写的都是一年四季中，何时何地、自然界、森林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动物又是怎么生活的。另有一套苏联作家写的《教育诗篇》。写的是孤儿院一群充满问题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这本书以及后来看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让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教育如何能够改造人，教师又是一个如此崇高的事业。
(图片修海林书法扇面。)
我上小学的时候，除了读《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还读过《一千零一夜》《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以及全套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神话故事等书。另外，在学校的功课之外，从小学三年级起，父母就要求我和哥哥、姐姐每天临摹一页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大楷和王羲之的小楷字帖，并且还要写日记。父亲批阅我们的大楷作业，划红圈最多的，就是我的字，每次总有两三个。晓南的日记，较为生动，母亲一直保存着。
初中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各类世界名著。直至今日，家中还藏有几十部世界文学名著，都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小时候，楼下邻居家的孩子经常来家里借书、还书。改革开放后，曾在经商浪潮中有很大影响的长篇纪实文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原名周荫明），小时候常到我家借书、看书，称八楼是“阅读的天地，书籍的宝库”，经常在我家不知不觉看到天色将暗。全国名校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南洋模范教育集团董事长高屹，少年时是来我家看书的常客。
家里的藏书，对我后来的音乐学、特别是音乐美学的研究，也起到过启蒙的作用。有一本1950年代出版的《音乐形象问题讨论集》，就曾在“文革”中阅读过。
初中时，还读过《关于周谷城的美学思想问题》三辑。这套书后来在停课闹革命的“文革”中，又仔细读过，其中关于“无差别境界说”的讨论，涉及到很多美学问题。在这套文集中，几乎当代中国的美学大家都写了文章参与讨论。至于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等名著，以及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和中西哲学史方面的著作等，也都在“文革”中读过。
十年内乱中，上海的知识圈，会在浩劫风浪之外，暗地流行、传阅一些外国名著，如杰克·伦敦的《海狼》等，就是在那时读的。
我在史学方面的兴趣，首先来自于父亲的启蒙、影响和引导。记得上中学时，父亲见我在书橱中翻看二十四史，就说：“读史书，从《史记》入门最好。”于是给我挑了一本《史记》的选注本，里面有注释，着实方便阅读，这是我读史的开始。
“文革”中，有传抄毛主席提倡读的一些《史记》篇目书单，也有毛主席讲话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人物，我都会到书中去查找、阅读。
那时，我虽在上海电化厂当工人，但有空仍然会背诵唐诗宋词，读《古文观止》。我还在上海旧书店花了三块钱淘到了一套民国时期的线装多卷本《康熙字典》。当时还买到一本30年代上海贝多芬学会编的《贝多芬传》（里面有不少难得一见的资料和相片，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也见到有一本，是有价值的藏书）。
我的父亲喜欢读历史，在耄耋之年封笔之后，还买了一套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拿着放大镜，津津有味地品读。
“文革”中，我除了读史书，还读了一些儒家经典。那时，父亲在政治上是“死老虎”（摘帽右派），闲暇时，经常在家里的餐桌前，给我们成段成段地流利背诵《论语》《孟子》。如孔子的“九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我们就是听父亲经常背诵记住的。
哥哥晓林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回来探亲，听到父亲的背诵，还把这段“九思”抄下来，带回云南后，还背诵给知青好友听。当时，这些都是受批判的东西。我们隐约意识到，这是父亲以这样一种方式向我们传达着什么。父亲还会时不时地给家里的孩子传授励志名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笨鸟先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等。
有时，父亲会在晚饭后，绕着家里的餐桌打八卦拳，那是他年轻时曾拜名师学过的东西，与他日后的高寿有关。“文革”后，父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安排，赴京修改长篇小说《路迢迢》，曾让妹妹莲红和妺夫曾正忠带路，到香山拜谒近代八卦掌祖师爷的墓冢。父亲年轻时学八卦掌的师傅，正是这位祖师爷的山东大弟子。
我的学术道路，是从读书并做笔记开始的，由此养成思考、分析问题的习惯。我读书的时候，不仅喜欢做笔记，还常常会在书中留下“思考的痕迹”。“文革”初期，流行传抄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在传抄中发现有不同的版本，就会整本抄录，相互比较。
那时，毛主席让干部读《红楼梦》，所以读《红楼梦》不算是“坏事”。我当时读原著，还读一些“红学”文章，笔记做了一大本。我在读《楚辞》时，硬是把郭沫若的《楚辞》注释给抄写了一遍（记得是在高屹家借的），甚至还模仿楚辞写诗。
“文革”时代，我以自学的方式，反复阅读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册，以及关于诗词格律方面的书，并且尝试依着格律填写诗词。我在阅读史书的同时，还在古文注释方面有一定的训练。
在工厂的时候，还曾到上海图书馆查阅龚自珍的文献资料。那时，书法、篆刻都是一直保持的爱好，曾摹写《兰亭序》以及《集王羲之书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文革”结束后，母亲的老战友徐生叔叔小女儿王珊从武汉到上海来玩，看到我写的格律诗，有几十首，回去后还专门给我打印、装订了一本，取名叫《瑞华楼诗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个人都要读《毛泽东选集》，以及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那样的红色经典。那时读《毛泽东选集》，经常会从思维的逻辑、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以及书写等方面来阅读，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学习毛主席那深入浅出、比喻形象、逻辑清晰的语言和写作思路。
那时，在思维的训练上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二是鲁迅的著作。这些经典名篇不仅都精读过，而且还作了笔记，甚至有针对性地思索过许多问题。那时在工厂，担任车间团支部书记，不时还有面对工人，讲解马列著作的任务，结果反而锻炼了思维以及思辨能力。
我从小的艺术爱好是绘画。因父母担任编辑工作的关系，一些有名的画家如张乐平、林曦明、朱延龄等都是家里的客人。那时，有机会到出版社去看他们是如何作画的。
少年时期喜欢画连环画上的人物，最喜欢的是当代杰出工笔人物画家华三川的作品。特别是他画的那本《小阿力》，讲的是越南儿童的战斗故事，其中的每一页我都临摹过。
“文革”开始时，中学美术老师曾带着我和几位同学，在康平路五十四中学的街墙上画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大幅宣传画。后来，在工厂负责车间宣传栏，就把工作当爱好去做，画过“毛主席去安源”一类的宣传画。
我在大学毕业后，曾撰写了一本雅俗共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知识普及读本《古乐集锦》，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其中的乐器、人物等插图，都是自己画的。
在小学期间，我除了是上海市少年宫绘画组的学员，接受过一定的绘画基础训练，还参加过学校的合唱队、口琴队。但是，真正影响了我一生事业发展的，是“文革”中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学上了小提琴，从此与音乐结缘。
一次，父母带我去老战友尉雪痕叔叔家去玩，尉叔叔送给我一把在淮海战役时意外得到的外国小提琴，尽管琴颈脱落了，弓子也丢了，但是经过专业乐器店的修理，配上琴弓，这把小提琴便成为了我的宝贝。
(图片1971年5月，19岁的海林已是上海电化厂的一名工人。)
当时，4号门8楼的郑毅正在学习小提琴。他的大伯伯是上海音乐学院鼎鼎大名的小提琴教授郑延益，他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去了香港居住。他在小提琴教学和乐评上，颇有国际声望。如当今的小提琴家大师沙汉姆，就曾为了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登门拜访求教。
郑延益先生撰写的乐评集，就其专业性而言，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乐评集之一。那时，郑教授每周到郑毅家教他拉琴。有了琴之后，郑毅自然就成了我的“小先生”（后来读陶行知博士的教育实践研究，知道“小先生”也是很有效的教学方式），他怎么学，就怎么教，从音阶、双音练习到《开塞》练习曲，一直到能够拉《新疆之春》《牧童短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作品。
在学习小提琴的同时，我也跟上音的钱苑先生（曾任上音图书馆主任）学习了一些乐理、和声知识，也从钱先生那里借了杨荫浏先生的老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来阅读。
那时，我用积蓄买了一台唱机和一台当时的国产名牌“春雷”半导体收音机，专门用来听音乐、学外语。
那时，听外国音乐，搞不好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有时，我们会在家里关上门，听郑毅带来的33转黑胶唱片。关上窗，听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等作品；推开窗，光明正大地听收音机或塑胶唱片上的革命样板戏、钢琴协奏曲《黄河》等作品。
我们甚至还做音乐游戏，把着收音机的转钮，从一个不到一秒的瞬间和音，判断这是哪一部样板戏，经常是八九不离十，听样板戏就熟到这个份上！
郑毅虽然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但在“文革”后考上医学院，后来成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把刀”，ICU主任医生。但是他的几项艺术发烧——小提琴、唱片鉴赏和摄影，都是专业级的、伴其一生。
我们家的不少精品像片，都是郑伯伯和郑毅拍的，也在他家冲洗、放大。当时，8楼有3个学小提琴的，除了郑毅、我，还有郑晓践。曾正式拜师学画的还有崔金亭，从素描、速写起步。修晓南那时除了学外语，还学习拉手风琴，此外，晓南还跟7楼的林医生专门学过针灸，在山东生产建设兵团还当过赤脚医生。
(哥俩好。1972年冬，修晓林、修海林兄弟。)
“文革”中张铁生交白卷，让修晓林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他还是一如即往地向往着文学梦，在云南边疆不忘文学阅读和创作。他的成名作是后来发表在我国权威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胶林行》。
周东斗兄妹，也与我们同情共乐。周东斗是位才子，其父是上海戏曲学校、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老领导，昆剧《墙头马上》的剧作者。
50年代，周总理评价昆剧《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剧界是北有《十五贯》，南有《墙头马上》。我曾在东斗家听周伯伯讲戏曲，谁想上大学后，还真修习有戏曲课，放假回上海，还曾和周伯伯聊了半天戏曲。
后来我在中国音乐学院，曾专请上昆周雪华、黎安、沈昳丽、袁国良等一行5人，做了一个“昆曲教学周”，已是后话。8楼的伙伴们，即使各自去到边疆、农场、插队、工厂，往返城乡，时聚时散，但这些文学艺术爱好与薰陶，大多相伴一生。
02
关于我的音乐学之路，要从“文革”期间两次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起。那两次考试，我都是榜上有名，据说系里的老师甚至都给我定好了，入校后的专业方向就是古代音乐史。但是，两次都因政审问题（父亲是“摘帽右派”）没有被录取。
(图片修海林绘画作品《霞飞图》。)
不过，至今令我心存感激的是，在第二次考试之后，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理论系的书记（夏野先生的夫人）和其他老师提出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想利用政策，突破家庭成分问题的制约来录取我，并专门派一个三人小组，到上海电化厂，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让我感动的是，工厂里上到领导、下到车间工人，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虽然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但是这却成了日后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再入音乐学之门的“学前经历”。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曾一度为报考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专业作准备，甚至还光顾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考点。但是，缘于一个偶然的电话，命运之神再一次将我引向音乐学。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招生之事，我事先并不知道。上海音乐学院的钱苑老师发现我没有报名，赶忙通过叶维修老师打电话通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母亲。然而，这时报名时间已过。但是，中央音乐学院在上音所设招生点的耿生廉先生（我国著名的中国民歌教授），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破例给了我一个“补号”准考证。
拿到准考证后的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上音的钱苑老师匆忙给我作了些辅导，在无法作系统复习的情况下，匆匆上阵。那个考试周，从视唱练耳、乐理和声、作品分析、中外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外语到口试，就这样一门一门考下来。
后来，到北京上学时听说，有的同学考前一年就开始准备了，并且还是名师辅导。直至今日，我都感慨于命运的眷顾。如果没有学习小提琴的经历，我又如何能跳上命运的马车！
所有的考试科目，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一关口试。口试的教室很大，老师们坐成一排，给人的印象可以说是和蔼可亲，但能感到老师们对口试的重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于润洋、何乾三等老师（那时在全国设有北京、上海两个考点）。口试之前，曾让考生填了张表，是一个问卷调查表，了解大家学过什么，读过哪些书、有哪些方面的兴趣爱好等等。我填了不少，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为口试而做的准备。
口试中，于润洋先生（我国著名的音乐美学、史学家）问：“你读过黑格尔的《美学》？”我回答:“读过。”
于先生又问:“你能否用一句话说明，黑格尔对美的定义是什么？”
过去读书，没有人辅导，也不会去死记硬背，何况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原话早已化为云烟，只能迅速思考……我回答说：“黑格尔认为，美是心灵的感性显现。”原话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我讲的“心灵”，也是“理念”的另一种表达。回家一查，基本答对了。
何乾三老师（我国著名的音乐美学家）先是问了我自幼学画的经历，而后又问道：“前个时期，在北京、上海展览的法国十八、十九世纪油画展，你看了吗？”
我回道：“看了。”
何老师又问：“其中有一幅画叫《垛草》，你有印象吗?”
我描述了那幅画：画中表现的是一位已经累得浑身无力的农妇坐在地上，摊着两手休息的形象。
何乾三老师说:“你能否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个农妇的眼神吗?”我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呆滞的。”
苏木老师（中国音乐史学家）问我：“你读过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吗？”我回答道:“曾经借来看过。”
苏木老师又问:“你记不记得，其中有一块汉代的画像砖，上面刻的是什么内容？跟哪首古琴曲有关？”
我凭着记忆回答：“是聂政刺韩王，与古琴曲《广陵散》有关。”
后来又问了“音乐有没有阶级性”等美学问题。
口试进行的时间不短，足足有二十分钟。我虽然不是出身音乐世家，从音乐演奏技能来讲，不是专业出身，与从专业音乐学院的附小、附中一路上来的同学，在音乐技能上自然无法相比，钢琴也是白丁一个。
但是，面对具有不同条件和强项的学生，有老师这样评价说：“有的东西是入校后能够学会的，而有的东西是学不会的。”我们这批音乐学同学的培养和发展，基本上证明了这一点。
(修海林书法作品。观天安门建党百年活动直播即兴而作。)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收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不久，父亲被错划右派的冤案也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继而重操笔墨，专心创作长篇小说。其后，哥哥修晓林也回到上海，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
自“反右”以后20年，我们的家庭真正是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一位中学同学曾这样对我说:“修海林，你如果在‘文革’中考上了，就只是二锅头，现在是茅台酒了!”
临离开上海时，我填了一首《贺新郎》词，以抒写当时的心境：
贺新郎·人生有喜
(1978年中秋前夕，写于接到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之后。)
拱手长相揖。怎猜得，星转斗移，瑞阁生吉。数载冤情难共述，终感人生有喜。恰如是，轻舟猿啼。心似白鸥飞寰宇，万春亭，太液池波碧。邀莲红，泛舟楫。冰消雪化群芳起。只家中，杜鹃令箭，美如霞绮。更有雄文歌一曲。功到全凭毅力。回首看，还执文笔。众目暌暌当慎意，记人言，满损谦受益。事己为，自珍惜。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第一批考生，我们的入校时间一直拖延至1978年10月初。事后得知，音乐学专业原来全国只准备招10名学生，但北京、上海两个考区各留下10名，老师们实在不愿意割舍最后挑选出来的这批考生。
其他如作曲、表演等专业，也都出现了“人才难得，但招生名额少”的问题。当时李春光等6位教师，将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情况以及要求扩大招生名额的信，经邓立群直送邓小平。
邓小平收到信后批示：“看了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正是有了邓小平的批示，中央音乐学院各系均扩大招生。
但是，即使如此，最后录取的考生，也仅占全国应试考生的2.6%。中央音乐学院的这届学生因其毕业后的“高光”作为，被誉为院史上“最辉煌的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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