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锡兰“摩诃菩提会”创立者达摩波罗居士，在1893年参加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时，结识了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返国途中，经李提摩太介绍，从南京请杨文会到上海与达摩波罗会面。这是两位东方佛教居士，对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李提摩太在杨文会配合下，把《大乘起信论》翻译成英文，把佛教介绍到了西方。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摩波罗，当时只有29岁，他怀着要把在佛教的祖国——印度——已经灭亡的佛教，重新恢复起来的心愿，呼吁中国佛教徒一起到印度把佛法发扬光大，并把佛法传播到西方。当时，中国的国运和佛教都处于极其衰微的境地，中国佛教徒也在感叹中国佛教会不会重蹈印度覆辙。在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东方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具有世界性的胸襟和眼光。
杨文会有志于复兴佛教的契机，可以回溯到1866年。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的南京城一片废墟中，杨文会看到了令他震撼的现象：基督教传教士已经站在十字街头传播福音。太平天国对佛教造成全面摧残，但相比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并没看到有多少出家人在传播佛教。所以，杨文会以不忍圣教衰的悲愿，毅然承担起如来使的使命，毁家护教，创办金陵刻经处，编选刊刻佛教藏经。为筹备经费，他放下不与满清合作的初衷，追随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等欧洲国家，接触到当时刚刚兴起的宗教学研究方法，会见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在与追随缪勒读博士的日本僧人南条文雄交往中，看到中国与日本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并通过南条文雄搜集引进在中国已经失佚的近300部佛经。
杨文会被称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之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佛教的复兴，置于世界宗教对话互动的视域。杨文会敏锐地看到宗教必须建立在社会大众之上，摆脱政治的控制和盘剥。综观东西各国大势，杨文会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指出：“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杨文会于1907年创办祇洹精舍，开佛学现代教育和研究之先河。祇洹精舍虽办学时间不长，却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特别是从其门下走出太虚和欧阳渐这两位引领近代佛教潮流的领袖性人物。
20世纪中国佛教的各种难题，几乎都聚焦在以杨文会为代表的佛教居士面前：一、以“庙产兴学”为标志，如何在处理政教关系中坚持佛教的合法地位；二、面对近代宗教学研究对传统佛学的一系列质难，如何在吸取学术研究成果时，平衡信仰与学术的关系；三、佛教以往所面对的儒释道三教关系，已经扩展为面对强势的基督教和西学，佛教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型以面临新的文化挑战；四、在全新的宗教生态中，如何在佛教内部善巧处理僧俗关系，以构建四众和合的统一教团；五、在批评传统佛教的迷信落伍等弊端的同时，如何协调精英佛教与大众佛教的关系，既有质的提升，又有量的扩展；六、在进入国际化视野中，如何吸收世界先进成果以重建中国佛学，同时又能坚持中国佛学的神圣性和主体性。
面临上述错综复杂的教内外矛盾关系，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皆试图从根源上寻找为佛教振衰起弊的良方。但是，在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过程中，又触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20世纪中国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在新的宗教生态中，佛教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反省和批评。这种反省和批评，或侧重于转“机”，或侧重于诘“理”，由此产生了“人间佛教”和“批判佛学”这两种最主要的佛学思潮或曰佛教运动。“批判佛学”这一术语虽来自80年代日本学术界，但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思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中国佛教界。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在不否定中国传统佛教真常唯心系教理的基础上，侧重于转“机”，即提升弘法者自身素质和革新教团制度。而以欧阳渐居士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系统，则从诘“理”的高度，对中国佛教的主流如来藏本觉思想进行否定性批判，并在教团体制上对“僧主俗从”的格局提出质疑。
进入21世纪后，我们依然要面对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在杨文会、欧阳渐等先驱所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人间佛教是当今佛教研究的重要领域，居士在人间佛教开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亦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徐达博士撰写的《人间佛教与近代居士运动》，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印度创立的佛教为何会灭亡，近代中国佛教如何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上解决危机，以避免重蹈印度佛教的覆辙？作者从经典梳理和史实考证入手，探讨居士在佛教社会化和组织化进程中的意义，以期使人间佛教夯实在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上。可以说，这个选题，对人间佛教和居士运动在当代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作者首先从大乘经典考察菩萨观念与居士运动的紧密关系，并概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佛教开展的特点，认为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始终贯穿着神圣化与世俗化的张力。本书重点聚焦在近代以杨仁山、释太虚、欧阳渐、释印顺等人所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分别置于僧俗关系、政教关系和儒佛关系的视域来阐述。面对僧主俗从的传统格局，分析欧阳渐“居士可以住持正法”和太虚的驳议，评述太虚“志在整兴佛教僧会”和印顺建设在家佛教的重要意义。论及政教关系，则从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直论到太虚“议政而不干治”。全书特点皆以问题为纲，力图还原历史事件，从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各个维度分析其思想根源，章节条理相当清楚。
佛教在文化品味上远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质上尚有待提高，在组织规模上则远不如其他宗教。所以我曾提出“塑造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的建议，使佛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层圈中处于有序运转；使佛教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味三大指标得到均衡发展。既然佛教的组织规模是薄弱环节，那就必须使僧人、居士和向道人士这三类人员，处于一种有序化的结构组织中，否则就无法与其他宗教相抗衡，也无法真正提高佛教的信仰素质和文化品味。
佛教的组织规模，一直是世界宗教之林中的弱项。我从1985年起，担任两期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宗教事务局委托的复旦大学宗教干部专修科和一期宗教干部专业证书班的班主任。1985年时，上海仅开放玉佛寺等极少数佛教寺院，且主要是接待外宾，每月对民众开放只有区区几天。在崇明全县境内，当时还没有一座开放寺院。崇明的佛教徒在各地自发组织起“朔望坛”，每月初一和十五，结社念佛。面对这种宗教管理上的灰色地带，如何解决合理却不合规的吊诡局面？为此，我组织两位崇明籍的第一期宗教干部专修科学员进行田野调查。这份调研报告经上海宗教研究所作为专送材料，上报中央高层。如果说“朔望坛”基本是大众佛教的信仰群体，那么1993年起在河北柏林寺举办的“生活禅夏令营”，则面向大学生等精英群体。我推荐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汲喆，持续跟踪“生活禅夏令营”的十年田野资料，成为他在法国做博士论文的基本数据。
“朔望坛”和“夏令营”，是居士佛教中比较典型的两种组织形式，如果不解决管理体制的合法性问题，佛教就无法在质和量上得到提升和扩展。2002年7月，我在参观美国旧金山华人基督教会时，看到一幅世界宗教传播的地图，在中国各地密密麻麻地插上基督教传播的小旗子。在一份年鉴上，标上中国佛教徒的人数为3600万，远不如中国基督徒人数。我问他们：何以佛教徒人数只有3600万？他们回答：统计佛教徒的标准是皈依证，犹如定义基督徒的标准是受洗。那么，没有履行皈依仪式者，从烧香拜佛到自行研究佛学的广大人群，就成为宗教学术研究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模糊地带。如果不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现今宗教生态严重失衡的状况，只会是越演越烈。
本书从历史上的法社、义邑、同善会，到近代人间佛教和居士运动的社会活动及组织形式，皆追根溯源，分析其历史流变和得失。在讨论僧俗关系和政教关系的基础上，进而置于历史上的儒佛关系和近代中西文化和宗教的相互关系中分析。如此论述，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上，也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对人间佛教和居士运动在当代的发展，颇具参考意义。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涉及当代居士佛教建设的一些敏感议题，诸如“佛商概念的变革及藉佛敛财的逆流”、“慈善、医疗、环保等社会关怀活动”、“书院等新型佛教教育机构的崛起”、“网络时代的佛教文化传播”，作者或许是学力不逮，或许是心存顾虑，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深入详细的论述。这也说明居士佛教这一课题，纠结着大量理论和现实难题，值得更多的有志之士，在更开放的研究环境中，进行更具体而微的研究。
1992年农历四月十五日（佛吉祥日），在九华山举行中国佛教协会汉传佛教重点寺院第一期执事进修班结业和第二期开学典礼之后，这个进修班的副班主任圣辉法师（班主任为仁德长老），驱车近百里送我到贵池码头。坐船沿江而下，次日抵达南京，参访金陵刻经处。管恩琨主任赠送我一套《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线装书，据管主任说此书共印400套，连送带卖不到100套。我本人研究天台思想，欧阳渐对天台宗的质难，我并不认同。对欧阳渐“居士可以住持正法”的谠论，亦持保留意见。但对欧阳渐的宗教情操和护教热忱，非常钦佩！欧阳渐在教理教制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是后人无法回避的跨世纪课题。后来我据此书及《内学》年刊等资料，编选《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初版5千册，一个月即售罄。
管主任曾询及金陵刻经处发展思路，我当时提了三条建议：①筹办《佛教图书评论》，作为最早的佛教出版机构，理应对当时鱼龙混杂的佛书出版现状，进行激浊扬清的评论；②在教内外共同努力下，争取在十年后恢复支那内学院；③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合作，编校《藏要》后三辑。现在看来，也只是书生空谈而已。1996年，参加金陵刻经处130周年纪念会，我提交了论文《将终极托付给历史》，刊登在《闻思》上。《闻思》，即原来拟议中的《佛教图书评论》，仅出版了一辑。在这期《闻思》中，重刊了杨仁山《支那佛教振兴策》二篇，我代写一篇编者按，即上面提及的《“通商”与“传教”》。
金陵刻经处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策源地，是我一直推荐学生参学的场所。2015年4月中旬，我带领复旦禅学会成员和几位博士生游学金陵诸地，主题定为：“缅怀近代佛教复兴先驱，亲近中华禅教律寺重镇。”此行拟参访六个佛教重要道场：南京金陵刻经处、鸡鸣寺、宝华山隆昌寺，扬州高旻寺、大明寺，镇江金山寺，故为团队横幅撰如下对联：“宝华深柳闻鸡鸣，金山高旻焕大明。”在肖永明副主任陪同我们凭吊深柳堂时，见到由肖永明撰联、宗家顺主任手书的楹联：“仁山渐秋逸，渐行渐远；讲学以刻经，以久以新。”凡了解中国佛教现状者，颇能看出其中一丝苍凉无奈的气息。当时，与肖永明相视一笑，默然神伤。
杨文会（仁山）、欧阳渐（竟无）、吕澂（秋逸）这三位杰出人物，将中国佛学带出笼统颟顸的古代形态。虽说依然是风雨如晦，毕竟已经是鸡鸣不已。我曾在《欧阳渐文选序》中写道：“二十世纪末叶，有着太多的浮躁和无奈，各类横空出世的‘大师’，各种五花八门的体系，匆匆来去，各领几年乃至几月的风骚。为本已喧嚣的世间，平添几多躁音。自古英雄多寂寞，从杨、欧、吕三代大师非凡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种道义相托，薪尽火传的精神。”
那天在白天参访鸡鸣寺和金陵刻经处之后，晚上在居士创办的禅茶院，缅怀深柳堂主人杨仁山居士复兴中国佛教的历史功绩，讨论居士佛教的特点与走向。清末杨仁山运用民间力量举办金陵刻经处，奠定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基础。欧阳渐继承杨仁山事业，倡导“讲学以刻经”，为这一类型的教育模式作了精辟总结：“予，士也。予之所事，承先待后之事也。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
士的责任和使命，即欧阳渐居士所说的“承先待后之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能做自己愿做的，做自己能做的，尽人事以俟天命而已。徐达君嘱我写序，拉拉杂杂赘上数语。也希望在时节因缘具足的情况下，能不忘初心，继续探讨这个重要的课题。
王雷泉2022年2月19日
图文来源于“原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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