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上线试运行之际，为了让学界乃至全社会更深入了解这笔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和音乐研究所联合，采访了十多位曾参与考察、采录和保护这批录音档案工作的专家学者，请他们讲述当年工作经历，回顾音乐研究所代代相承的学术传统和前辈学者的卓越贡献，展现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丰厚积淀。我们将陆续推送访谈资料，敬请关注。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
前几天，李宏锋所长给我发来一个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的宣传片。我看了以后非常非常激动，也很欣慰，让我回忆起很多跟这个有关的往事。这份资料，如果我们从1950年8月份杨荫浏、曹安和老师携带着一台钢丝录音机，到无锡去录阿炳（音乐）和“十番锣鼓”那会儿算起，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研究所的同仁，几乎是每一代人，都为这些音响资料做过种种贡献。比如有采录的，也有复制的，也有很多文字记录的，大家都出过力。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我们用数字平台的方式来展现这些音响资料的价值，我觉得这条路是很艰难的，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乔建中（左）采访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旧州镇南常道村音乐会老艺人（1993年）
我想起很多往事。比如说1993年左右，为了迎接我们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当时在黄翔鹏老师倡导下，我们发动所有资料人员，把我们1700号以前的，也就是1966年以前录下来的音响资料和相关唱片，编了一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响资料汇编》，黄老师认为这是一种文献——音响文献。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手工的办法，资料馆有二十多人，工作了一年多，最后在我们所庆的时候，1994年的所庆出版了这本书。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各种学术研究、文化交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我觉得反映了我们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非常有益的成果。
▲乔建中（中）、薛艺兵（右）在河北省任丘市出岸镇东良淀村采访音乐会艺人（1993年）
我也想起了1999年，我和蔡良玉老师在我们1997年获得“世界记忆”项目荣誉后，国际音档协会（IASA协会）特别邀请我们到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奥地利音档馆成立一百周年庆典和相关活动。后来蔡良玉老师我们两人合作写了篇文章讲这件事情，收获非常大。我们才知道音档事业有那么大的天地，全世界的音乐工作者都为此付出了很多。
▲河北省廊坊地区固安县礼让乡屈家营村音乐会采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1993年7月）
这个时候，我特别想感谢我们前辈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情怀。杨荫浏老师1950年4月风尘仆仆从南京到天津，没待几个月，他们就到无锡采录。这应该是我们音响资料的启航之旅。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陆续有了七千多小时的音档资料。所以，我特别感谢杨荫浏老师、李元庆老师、黄翔鹏老师、曹安和老师他们的这种眼光和胸怀。当然，我们也特别感谢曾经接触过的成千上万的民间艺术家们，他们是这批音档资料的持有者、传承者，同时也是提供者。我自己这些年也跑了好多田野，一想起在田野那些场面，那些民间艺术家们的真诚、敦厚，也是感慨万端。
▲乔建中（右）、蔡良玉（左）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 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舒勒访问音乐研究所（1996年10月30日）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国际友人，特别是奥地利国家音档馆的馆长舒勒博士。他第一次到研究所来的时候就非常感慨，他说：“哎呀，你们这个磁带保存得这么好！”他说他到过越南，越南因为气候潮湿，很多（磁带）都脆断了，没有声音了。所以他回到奥地利以后，极力向IASA国际音档组织表彰我们的保存、保护精神。后来，我们还有过几次在一起到各地采录民间音乐的经历。在推荐我们作为联合国“世界记忆”项目方面，舒勒博士是出了很大力的。
▲乔建中在“全国第四届古琴打谱会暨国际琴学研讨会”上发言（2001年8月）
最近我们也接触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很多外国的传教士和一些学者、探险家们来中国采录的民间音乐。他们一方面传教，一方面在当地录下了很多蒙古族的、汉族的音乐。特别是最近我们跟印第安纳大学的魏小石博士交流之后（得知），美国的一位人类学家劳弗博士在1901至1902年间，录下了500多个蜡筒，其中300多个都是我们的戏曲音乐、我们的秧歌、我们的民谣民歌等资料。这份资料把整个中国的田野采录音响资料的时间，一下推早了半个多世纪。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数字平台建立之后扩大范围，更多地征集中国传统音乐的录音资料，使我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这部分遗产得到发扬光大。
好，我就先回忆这些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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