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顶级“音教圈”是我当“北漂”后混的第一个圈子。这是因为“教母”李妲娜欣赏我，乐意喊我参加他们小圈子的活动。一次，忘记什么事儿了，一群人从首都师范大学曹理教授家出来，在楼梯处，丢着似乎是两块床板，曹理说：“我换新家具了！”我便接话：“你这东西不要的话，我要了吧！”曹理说已经答应别人了。那时我刚到北京租房子住，即兴发挥一下遭到拒绝，似乎也没什么。事后，李妲娜对我说：“你问得有点唐突了！不过……”
1999年呼和浩特教育会议，谢嘉幸倡议学生唱家乡民歌。图中左起：谢嘉幸、曹理、乔建中、李西安、赵宋光。刘红庆摄
过了一阵子，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准备接班曹理担任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会会长的谢嘉幸通知我，说他有一些不用的家具，我有兴趣可以去拿。可见，我问曹理要旧物件的那天，他在场，并记住了我的话。
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有位女歌手和她的父亲在我办公室，这位父亲恰是开大货车的，当即表示，马上去拉！本来想拉的是床，结果去了一看，还有书柜、沙发、燃气灶、抽油烟机等全可拉走。那位父亲身强力壮，统统装在他的车上，于是，满载而归！
1997年，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前排右起：曹理、李妲娜、许卓娅、谢嘉幸；后排右起：杨立梅、张援、吴斌、管建华、刘沛。也许就是这次，我问曹理要旧物被拒。刘红庆摄
谢嘉幸家的这点旧货陪伴我们全家约四年光景，我们全家就睡在谢嘉幸全家睡过的床上，直到我买了新房，这些东西也只好丢掉了。李妲娜的妹妹从美国回来，给她的父亲李凌换了一套新沙发，旧沙发便丢弃在楼下墙角。妲娜还惦记我，问我要不要。我确实不要了，但是我还是去看了看，如果有地方存放，很有必要留着，毕竟它们陪伴了李凌先生很久。可惜，我不具备收藏这些物件的条件。前不久广东台山办起了李凌纪念馆，如果这套沙发还在，捐到那里去，一定是好的啊！
谢嘉幸在那拨音乐教育家里，算是少壮派。那时候，中国音教圈顶级的专家，大约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姚思源、曹理，北京师范大学的杨立梅，中国音协的李妲娜，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建华、谢嘉幸，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吴斌，北京教科所的张援，再加上广东的刘沛，以及南京的一位幼儿音教专家。大约就是这些人，常常说到中国音乐教育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1999年，谢嘉幸、李妲娜在呼和浩特。刘红庆摄
这些专家的学问我不能评价，但就为人的热情度，或者对我的信赖与赏识，谢嘉幸和李妲娜不分伯仲，排在最前面。因为谢嘉幸，我的“北漂”人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1997年我到北京主持《音乐生活报·音乐教育版》。一日，同事郭卉喊我去中央电视台录崔永元的《实话实说》，话题是“家有琴童”。在自由发言环节，我还主动表达了我的观点，后来播出版有我的那段发言。再后来我知道，郭卉得到的正是谢嘉幸的邀请。所以，我第一次上央视，与谢嘉幸有关。那天，正好采访杭天琪打假事件，为了让我赶上时间，杭天琪的老公在采访结束后开车送我到央视。他的车，居然还有个天窗。这是我第一次见。
1998年，在教育部开个小会，会后，大家说：这块牌子马上就要换了，咱们照个像。于是，我给大家照相。前排右起：王懿颖、姚思源、谢嘉幸、杨立梅；后排右起：杜晓十、林大雄、管建华。刘红庆摄
1999年8月，谢嘉幸在呼和浩特主办全国性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大会，我应邀旁听。会上谢嘉幸提出：“让每个学生会唱一首家乡的民歌”。那时我负责《乐器》杂志的采编，他们开会，我还跑出去采访马头琴，后来写了《来者如歌逝者如歌——寻访马头琴引出的故事》和《明天的中国在哪里——乐器界能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做什么》两篇报道发表。因为谢嘉幸，我第一次去了内蒙古，第一次寻访马头琴。
约略到2010年了，一次，谢嘉幸问我：“你写《田青传》那样的书，要多少报酬？”后来，他没有再和我商量报酬的事情，安排我从《董维松传》写起，一口气让我完成了《耿生廉传》《赵宋光传》《李凌传》《施万春传》《冯文慈传》。实际上，《李西安传》已经采访了一半，计划中的还有《罗忠镕传》《刘德海传》等等。这样十余本书构成“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如能全部完成，对中国音乐学院学科建设史的研究和传播，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可惜，在这个过程中，谢嘉幸身边的人就说，这套书学术性差，不应该交给一个人写等等。加上谢嘉幸也到了退休的年纪，继任者的工作重点一转移，这套书就在出版了五本之后不了了之。正是因为谢嘉幸的信赖，我第一次独立撰写一套书。冯文慈先生、刘德海先生、李西安先生、罗忠镕先生在这套书无以为继后陆续去世，当得到噩耗时，我总会想，如果谢嘉幸的愿望一一实现，该多好啊！
2013年《李凌传》出版后在广东江门五邑大学举办首发式，在不少官员和专家参加的会上，我第一次被说成是中国音乐学院研究员，吓得我赶紧辟谣。我仅仅是应谢嘉幸任所长的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雇佣写名家传记的写手，绝对没有研究员一说。研究员那可是非常慎重、正规的一件事情，我哪敢冒充？
《李凌传》在人民大会堂首发后合影。左起：刘红庆、谢嘉幸、赵塔里木（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刘玉林（齐鲁书社负责人）
谢嘉幸第一次让我感到中国音乐教育的力量，是他创立了“北京传统音乐节”。我参加相关研讨会，感到非常兴奋，便写了短文《中国音乐学院醒了》。“北京传统音乐节”设立了“太极传统音乐奖”还颁发给我的弟弟刘红权，这是弟弟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但弟弟获奖，与我和谢嘉幸关系好不好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一定有关系，那也是“教父”田青。当评委们看到弟弟的材料，都会说：“这是田青力捧的盲艺人、刘红庆的弟弟”。最后一轮评委张伯瑜后来在呼和浩特的一次会议上与我遇见，他说：“我个人意见，应该给刘红权最高奖，而不是把最高奖颁发给美国学者！艺人是在传承，学者仅仅是研究而已。”小感遗憾的是，第二届太极奖的奖金，至今没能兑现，因为赞助人的资金链断了，轰轰烈烈的活动似乎成了个玩笑。
谢老师（右一）和张天彤老师（左二）带晋中学院时任院长孙建中（左三）等师生参观中国音乐学院琴房
也是谢嘉幸和他的学生张天彤，第一次让我把左权民歌、小花戏带上了“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这是在北京鸟巢旁边的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盛大的活动，那晚的“民俗之夜”，我策划、带队的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小花戏、民歌表演非常轰动。张天彤给我们团队每人发了200元钱，孩子们一个暑假的付出有了回报，很是兴奋。
为了谢嘉幸的信赖，我还第一次专程远赴厦门领奖。因为他策划了“全国‘传统文化进社区’微视频大赛”未征集到特别好的作品，就动员我弄一部左权盲人宣传队下乡演出的视频。最后，评委给了一等奖，一万元奖金。我自费跑到厦门，颁奖的时候，我点名让谢嘉幸亲自给我，我俩拥抱着合影。哈哈，想起来在他的家乡领他的赏钱，也算一乐。
“全国‘传统文化进社区’微视频大赛”颁奖
谢嘉幸总是嬉笑着，热情地对待每个人，每件事，而且心存善良。记得，一年乡下的好友张秀琴带女儿到北京考研没有钢琴练习，我就问谢嘉幸，他就很乐意让孩子到他家里练琴。最后这个孩子竟然考上了他的研究生。正是因为谢嘉幸好性格，好脾气，所以各种活动都乐意邀请他，他便国内国外到处开会。一段时间，圈里的人戏谑地叫他“国际流忙”，就是全世界流动着、忙碌着。在我心里，他是无所不能而永远忙碌的谢老师，也是我最可信赖的好朋友之一！
没想到，转眼少壮派谢嘉幸70岁了，很多和他的“第一次”如在眼前。他在国内外音乐教育、音乐美学、音乐欣赏、传统音乐文化的弘扬等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而他为中国音乐学院学科建设、学校美誉度建设、学校名师精神传承所作出的贡献，可能要再过些时日才能得以彰显。他作为音乐教育理念和文化理念的传播人、音乐界社会活动家、大型音乐节策划人，他付出了全部才情和智慧，并用他的善良和无私撑起了“北京传统音乐节”大厦。这间大厦有可能不完美，有可能有遗憾，但没人怀疑谢嘉幸是个“好人”！
在好人生日之际，我送出一副贺联表达敬意：
国际音教擎旗华乐杏坛掌舵唯师为大；家乡民歌先声中音精神传承因公而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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