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曾说，在中国文化里，士大夫是最特殊的流品。国家精神看国士。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士”呢？“人文清华”讲坛专访著名礼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一起了解“士”的品格和理想。
何以为“士”
《礼记》的第四十一篇《儒行》深受彭林教授的喜欢。《儒行》通过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从各个方面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儒者应是什么样子。“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全篇列举了15条关于儒者的品格修养，每一条都掷地有声。
彭林教授介绍，“古代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是其中唯一不要种地、不要做工，靠知识来服务社会的群体，所以要日夜勤学，等待帝王来向我讨教治国的道理与方法。”他认为，这里非常妙的就是一个“待”字，“不跑官不要官，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就像诸葛亮那样，要你诚心来请，我才出山。”
《儒行》节选（图源网络）
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够被称为“士”呢？
彭林教授认为，“一个‘士’应该特立独行，要有头脑。”
《儒行》中有言：“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意思就是，“要珍惜生命。不是怕死，而是生命应该用到最应该用的时候。真到了要用时，赴汤蹈火也要上。所以‘士’往往有时候需要忍辱负重。”
彭林教授表示，自己每次读《儒行》都能从中汲取许多精神力量，其中的刚毅、浩然之气，让人读完以后觉得元气充盈。
“士”之读书治学
今天，中国文化仍流淌在我们的生活里，但是很多人习焉不察。比如，大学四年本科毕业是学士，再读三年是硕士，再读三年是博士，学者一生最高的学衔是院士。但是彭林教授表示：“很可惜，我们对学生不做什么是‘士’的教育。”
王国维碑文（图源网络）
陈寅恪给王国维的碑文《王观堂先生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意思是，士之读书治学，是有志于追求真理。
对于什么样的学者可以称为“士”，彭林教授认为，“一要看他的学识，二要看他的表现。有些东西如果真正读懂并内化于心，那么外在的气象是不一样的，这个装不出来。‘士’所忧虑的，不是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而是整个国家、天下。”
今天应呼唤“士”这种人格
彭林教授认为，我们在今天应该呼唤“士”这种人格，“士勇于担当，这种担当的心态很干净，不是要卖弄学问，博取功名利禄。”
国家精神看国士。在国家有危难时，要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尤其是在疫情之下，特别需要君子。“梁启超在清华做过一个讲演：《君子》。为什么办清华？是要为国家培养君子。”
梁启超（图源网络）
比如钟南山院士，当年非典时，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敢说真话，但是钟南山就敢于直言。直言是“士”的一个基本品格。“所以现在钟南山讲什么，老百姓基本没有怀疑，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有操守的。”
关于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分，彭林教授也做了解释，“汉代时师儒很盛，但是有些人大义未达，只是把儒家的东西拿来讨生活，作为一种职业，说一套做一套，被称为小人儒。”小人儒就是用经典来谋生的。彭林教授表示，“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读书，就像荀子批评的，入于耳、出于口，就是不过心，听到了马上就贩卖，荀子批评这种人做的学问只是做在口耳之间四寸那么大的地方。”
他指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是把个人的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如果只读书不修身，这书就白读了。知而不行等于不知。你读了那么多书，结果没有气象，没有担当，书就白念了。”
他认为，“读书人有三个层次，第一要做人，第二要做君子，第三要做圣贤。人总是怀揣着高尚的理想活着的，会去规划自己的人生，过干净的人生，不做下三烂的事，敢于犯言直谏。”
钱穆曾说，在中国文化里，士大夫是最特殊的流品。他们不是一个阶级，在各行各业都有，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有人品，能够勇往直前赴汤蹈火的人。彭林教授指出，现在我们不再提倡这些东西，所以没有气象，现在的情况，“正如鲁迅所批评的，越是无赖越想不朽。”
钱穆的倡导里蕴含着一种人格理想。彭林教授解释，“你对自己要有期待，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当然这不是说懂了道理马上就变成了圣贤，人身上还有许多惰性，所以像鲁迅讲的，要时时刻刻解剖自己，憎恨自己灵魂里的鬼气。“
彭林教授认为这种人格理想概括起来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人应该是为了这个理想而活着的。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自己要升官发财、纸醉金迷。”
他认为这种人格理想的要求并不高，“为仁由己，想不想做个仁者，是自己的选择。做了仁者在金钱利禄方面受损失了，日子过得清贫了，也不要埋怨。求仁得仁，有何怨焉？”
文章来源于网络
允中文教院转载发布
排版：嘉灵
编校审核责任人：嘉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