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教授 | 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道”和“艺”两个层面。“道”是人对宇宙万物的根本认识，“艺”则是这种认识反映出来的实践。“道”与“艺”的关系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就是明道、行道、传道，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道”和“艺”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儒家强调的“上达”和“下学”之间的关系。上达者，达的是天道、性命等抽象道理，“下学”者，学习的是具体技艺和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等，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下学必须要上达，上达也必须落实到下学，换而言之，“道”可以统“艺”，由“艺”也可以臻“道”。从“艺”入手，通过能具体感触到的“艺”，逐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才能领悟到“艺”所包含的“道”是什么意思。而中医正是这样一种“艺”。

古人认为，中医是我们维护生命的医学思想和手段。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将留存至汉代有关于人体保养和医疗健康的典籍都集中在《方技略》里，并在最后总结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所谓“生生”，即维持生命的方法。有生生之具，也有生生之理，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为“生生之学”，生生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中医就是这样一门被古人称之为“生生之学”的关于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的学问。因此，不能把中医视为单纯的疾病医学，它具有丰富的人文文化内涵，是包括哲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的，中医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但技术层面离不开整个理论的指导。中医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整体关联、动态平衡、顺应自然、中和为用、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等理念为内核，从整体生命观出发构建起的一整套有关摄生、卫生、达生、养生、强生、尊生、贵生等等治未病，以及用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这是非常完整的，从治未病到治已病都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方法，中医跟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道合理同，道理完全是一致的，密切关联的。中医在实践的层面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抽象的理念体现出来，它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

所以，学中国传统文化、学中国哲学，如果不懂一点中医的话，只能够停留在抽象的理论的层面，不可能有感性的认识。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体现者和承载者，认识中医的根本特性，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要得到重新认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医，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赖于中医的复兴。

早在唐代，把医列为“技艺”以后，很多人就不去学医了。即使学医也多只是诵一家之成说，守一定之方，少有深入的探讨，更不去求圣贤之意，因而也就不能够博采众议。可见，自唐以来，医学就发生了变化，往往儒者不学医，医者不学儒。其实，学医者应该通儒书；学儒者要明医理，则要读《素问》，读《本草》，读《脉经》，方能得其要妙。元代医书《九灵山房集》（戴良著）便有“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的言论。清初著名医家喻昌所著《医门法律》中也写道：“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进而，喻昌说：“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非《素问》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从诊候而知寒热虚实之证。”实际上，学医的人，特别是学中医的人，不仅仅是需要对儒学有所了解，还必须有广博的中国传统人文知识。

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医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它还有人文内涵，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对之加以认真研究，应该纳入到我们人文的思考领域里面去。现代人对中医的理解往往是“跟西医相对的中国的医学”，但如此一来，中医这门具有深刻内涵的传统学问就被淡化、被解构了；而实际上，中医具有更深层的含义，我们将其内涵阐发出来，才能够真正了解其深刻的价值意义。

中医的第一个含义：即上、中、下的“中”。古语有云：“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自古以来，善为医者，不仅能治病救人，也能以医理论国事，治病与治国、治人，融会贯通，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讲，“中医”是治人的，而不是治病的。换而言之，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不仅仅看“病”，如果仅仅看病、治病，那便是下医。同时，把握了医道的精髓，还可以去治人，也可以去治国。中医的这层含义与今天大不相同，如今学了医就只能去看病。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记事》)良相是治国的，良医是治人的，但治国、治人、治病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东坡题跋·跋君谟飞白》)中医需要把握道的根本精神，否则只会沦为囿于成规、定法的“下医”。所以，中医的第一个含义，就是中医治人。

中医的第二个含义：《汉书·艺文志》中有一句话：“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有病不治，才能得到中医。据《黄帝内经》记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有病不治，就是说不治已病。因此，中医不是治已病的，是治未病的。治未病，也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保持身心的健康。历史上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魏文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於诸侯。”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因医术高超被奉为“神医”，然而，扁鹊自认为自己医术并不高明，因为只是治“已病”，真正高明的是治“未病”，让人不生病。所以中医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不要等到有病了再去治，最好还是不要生病。

中医的第三个含义：清代学者钱大昭在注释《汉书·艺文志》时说：“时下吴人尚曰：‘不服药为中医。’”他是说,到今天为止，吴地的人仍以不服药为中医。中医不是以服药为主的理念可能在清代相当盛行。曾国藩的儿子身体比较虚弱，他在家书里告诉儿子：“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病要以‘不药’二字为药。”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用药就不用，再好的医生也可能在用药过程中产生偏差，这会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良医十个人里面能够治好八个人就不错，庸医十个人里面有八九个会让他给治死。因此，用药要慎重，能不服药就不用，这是清代的理念。现在流行的自然疗法流派有七项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即能不动手术的尽量不动，能不吃药的尽量不吃，要调动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其实,在中医里早就有这样的理念了。当然，但凡事情都不能绝对化，需要用药时还是要用药，但不能依赖药物，药只是起辅助作用的。这是传统中医的第三个含义。

最重要的是中医的第四个含义，即中医讲究“中正平和”。这跟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致的：生命不是造物主或神创造出来的，生命是天地之气达到和谐状态而产生的。因此，每个生命都是天地之和气而生的。生命因“和”而生，那么怎样维持其生命力呢？也是要靠“和”。中医用“中”的概念来调整人体各种的不平衡、不中正、不平和。生命因中正平和而产生、延续，这是中医最核心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中正平和”是一种生命的动态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不是固定式的，而是“动态”的、“变易”的。我们可以通过《周易》“易”字的三个含义来理解这种“动态平衡”：一是“不易”，就是确定位置；二是“变易”，有了确定的位置就会相互转换；三是“简易”，不把问题搞得非常的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变易”，因此，中国人必然强调一个“中”，或说“中和”“中庸”。就是要把握一个分寸，把握一个度，但是这个度不是不变的，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地域的变化而变化的。“中”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在不同的环境和时间里面，是要发生变化的，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我们要“致中和”。另外，中国哲学有关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即阴阳之间的相互消长、转换，对于中医来讲影响也很大。中国哲学很重要的特点，并不是仅仅确定某一个事情的一种性质或者一种特征，而更在讲这些性质互相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们之间的一种转换，所以非常强调一个“中”，还强调一个“时”。中国哲学里面讲的“时”，含义既包括时间也包括空间，是指从时间、空间两个层面来调整“中”的原则，这些都是中医的诊断治疗或者预防的根本原则。

中医离不开中国整体的文化和哲学，中国的整体的文化和哲学也离不开中医。中医在实践中的运用，尤其在养生这个方面，也促进了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提升和升华。同时，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的加深和扩展，往往伴随着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的深化。所以，中医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

中国人最核心的思想是把天地看作一个自然，生命是天地的常物，这个自然是没有任何神秘意义的，它不是一个造物主的概念。因为天地赋予生命，尤其人的生命是万物之中最宝贵的，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生命的保护。中国人强调“生生之学”这样一个理念，就是指探讨怎样来维护生命、保护生命、提升生命的学问。

具体而言，中医的生命观是生命整体观，它认为生命是一个整体。用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来看待生命体，是中医的基点。它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生病不是某一个部位出了问题，而是整体上有问题。所以，治疗也不仅针对于某一个实际的病，而是从饮食、起居、心理、情志各个方面进行总体调节。中医强调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整体中的每个部分都息息相关。中国哲学强调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而中医的理论体系正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处于阴阳消长、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中。整体包含部分，部分反映整体,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正如一张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阴阳又互相包含、互为消长、互为依赖，阳离不开阴，阴离不开阳。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用这样一种整体的辩证方式来看待一个生命体，应该说是中医最根本的一个基点。中医治病绝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种整体的调适，讲究固本培元，标本兼治。中医的药方也特别重视主药和辅药的组合，讲究君臣佐使，通过配伍产生的整体效果来调节五脏六腑的平衡。现代医学把中医的很多理念都解构了，比如给中医分科，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医特点的，诚如宋代文豪苏东坡所言：“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

中医的生命观还是身心不二观。中医认为人是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相结合的生命体，其中精神生命起引导作用，肉体生命是听精神生命指挥的。所以，中医从来不会单纯地看待“身”，所谓养生，实则即是养身也是养心。实际上，从身心关系角度看，养心更为关键。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养生必先养心，或者说要心术正。“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心术》)心居主导地位。中国传统观念中，“心为思之官”心为一身之主，心管官（官，即各种感官——眼、耳、鼻、舌、身），心也管思想。心管官，官管物，是正常的心术。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是官让物管住了，心让官管住了，这样心术就不正了。要理顺两者关系，才能让人不沦为物欲的奴隶。人肉体上、精神上的疾病,很多是由于管不住自己,禁不住外物的引诱而产生的。

道家曾讲过各种各样修身、养身的办法，《汉书·艺文志》对“神仙”的界定是最深刻的。《汉书》中养身、治病的方法可分成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医经，整体上说明治病的道理；第二部分是经方，讲怎样保持身体健康；第三部分是神仙，即怎样修炼成神仙；第四部分讲房中术。据《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载：“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身体要健康就要保住真气，人来到世界以后，真性就丢失了。如何保持性命之真呢？《汉书·艺文志》讲了三点：第一点是“聊以荡意平心”。我们的心思经常是混乱的，心意不平会引起疾病。荡意平心，即扫除种种胡思乱想。第二点是“同死生之域”。我们要认识到整个宇宙的规律，即有生必有死，我们要认识、看透它，不要贪生怕死。《吕氏春秋》一书讲“勿以贵生而害生”，保养也要遵循“自然之道”。欧阳修给《无仙子删正黄庭经》一书写了个序，开头讲：“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意思是说天下哪有不死的仙呢？有生必有死，这就是养生之道、自然之道，“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他提出“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他批评了那些老想着长生不死的道家，炼丹、服丹等都是为了抗拒自然之道。第三点是“无怵惕于胸中”。怵惕就是紧张、害怕，神经太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对身体有害。我们一方面要坦坦荡荡，做正人君子；另一方面欲望要少，做个无私无欲的人。调整精神状态，保持身心的平和。

以上中医的丰富深刻的哲学内涵，又都建基于中医医理的思维方式上，这种思维方式是长久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形成的，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厘清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建立中医以及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的、不可实证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认为你是你，我是我，所以无法认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念。而中医的阴阳理论反映的是动态平衡，五行学说反映的是整体的相关性，这些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理念。

中医的思维首先源自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即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一种分析还原的方法。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整体关联的还原，它也是还原，也还原到每一个个体，但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中医根本的问题是研究生命的问题，是研究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也正因为这样，中医的理论里才有整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而不只是反映那个部分的观念。比如，肝脏不只反映肝脏这部分，心不只反映心这部分，而是与其他脏器生理功能密切关联在一起。

我们需要把中国哲学这样一个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充分地阐发出来，加强研究，来支撑中医基本理论。中国哲学里，特别是当中国哲学在吸收了佛教里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样的理事关系思想以后，就促成了宋明理学中“理一分殊”理论的产生。而“理一分殊”理论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所谓“事事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人人一太极”。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反映一个天人关系的整体。我们的文化有这样丰富、深刻的道理，所以才会有把生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来对待的医学理论，有人竟然说它是伪科学，简直不可思议。

基于整体关联的观念，中国哲学又生发出了“自然合理”的理念。这种“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比较成熟的时候是魏晋玄学，我们认为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其中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所谓“自然合理”，也就是说凡是合理的必然是自然的，凡是自然的必然是合理的。具体来说，“自然合理”有两重内涵：

其一，尊重自然。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的本来面貌的做法，都得有问题，是不合理的。中国人寻找自然合理，符合自然的才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的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对中国哲学的“自然合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我们是要这样去认识，这样去实践。而所谓“科学合理”的理念，在它寻找到事物的本来面貌以后，它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造这个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我们“自然合理”理念讲的是自然合理，要顺从、要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要积极地随着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发展它、去推进它，而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它，这就是中国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核心精神，不以私志入公道，即所谓“天人合一”。我们现在很多现代科学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认识科学的目标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个自然界的本来关系（生态关系），而是使这个自然界和人类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离开这个理念去讲“天人合一”，那么实际上就成了去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关系来适应我们人类的欲求，那就变味了。

其二，注重个性。自然合理非常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或者它的本性，也就是个性化的。这就跟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普遍化、普遍适用性有很大的差异。魏晋哲学把尊重人自然的个性，尊重自然界每个事物的特殊性，强调得很高，而且把它跟人要遵守社会规律结合起来，认为社会对于人的行为规范的制定，一定要符合人自身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不是放任。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要尊重本性就是为所欲为，往往结果是损害自身。所以，只有“适性”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个性，符合你的个性，“过犹不及”，这才是自然合理。对于中医来讲，中医非常强调个性化，诊治要周全地考虑不同的人、体质、性别、地域、时间等等因素，包括对药材的采用也是非常强调地域性的差异，跟这些思想都有关系。

这里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科学强调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经验的实效，很多是随机性的，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科学讲究清晰，而中国整体联系的思维常常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常常受到指责。实际上，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现代科学发展已经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清晰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还是模糊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我觉得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其实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越有可能是对事物的越来越片面的认识。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发展的一个道理。对于清晰与模糊怎么来看的问题，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着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中国哲学强调直觉思维。百余年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理性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直觉的东西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有些科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并不只是理性这一条道路，直觉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两者是并行的，理性与直觉都有其优、缺点。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一书中指出，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直觉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他用现当代科学的视角，反证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化中被误解了的观念的合理性。

理性和直觉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现代科学思维重视理性，贬低直觉，认为直觉没有科学依据，低级而又愚昧。这种误读不破除，恢复文化自信无从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对重视直觉，并强调将这种直觉认识上升到“道”的层面，即所谓的体悟、开悟和证悟。苏东坡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古画画意不画形，寄托的是一种意境。而中国古诗词的字面意思背后，也往往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这其中的意境和道理，都是需要悟的。而这种悟，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我们常说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论语》讲认识世界要“下学上达”——下学可言传、可践行；而上达则需要心悟、体悟——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直觉思维就对应着中医的“望闻问切”。在中医的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望”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通过“闻”病者的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医者“问”，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对患者情况的直觉判读是否准确。这构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诊断体系。许多人认为中医“望闻问切”太主观、不科学。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直观直觉，我们不能以为只有用西方的理念来理解中医才是正确的，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来构建中医就是不科学的。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中医就是靠想象，并没有以生理解剖学作为基础。其实，中医也有解剖学，只是做的不是“生理解剖学”，而是“内观解剖学”。“生理解剖学”是在尸体上做的，当一个生命变成了尸体，其所有内在的联系都中断了，看到的都是个别分离的脏器；而中医强调活的生命体的五脏六腑之间的联系。“内观解剖学”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一个心境很浮躁的人，不可能感观到自己体内的活动，也不可能静下心来去引导体内气血的流转。古人通过用直观直觉的方法，把人体内的关系整理、描述出来，古人在“活体”上认识到的规律是不是比在“尸体”上得出的结论更科学呢？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思考。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望闻问切是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医的根本精神就没有了，甚至可以说中医就没有灵魂了。

综上所述，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医的存亡，其实牵扯到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对中医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我们的中医。但是由于中医主体性的丢失，结果就成为了西方医学的附庸。现在西方医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却总跟在西方医学的后面并没有多大变化。例如，在西方医学界，越来越谨慎地使用抗生素，而我们却还在大量使用抗生素。抗生素作为辅助治疗也是可以的，但是当我们慢慢开始依赖它时，人就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们要有自信心，要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应该意识到，中西医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我们要继承中医的传统，坚守中医的传统理念。中医影响世界的不仅仅只是在治病的技术层面，而更多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层面。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问题，同样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的责任问题，甚至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问题，责无旁贷、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