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探索，从八十年代至当今——陈越光先生访谈录

文化复兴不是复古

整个社会如此这般关注文化、关注思想，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不能说此前此后人们不关注文化，但是更多的关注点或者放在经济上，或者放在政治上，或者放在国家的存亡上，文化并不是第一主题。在“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文化热”期间，文化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第一主题。而当文化成为第一主题，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然就要追问传统。在追问传统这一点上，“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一脉相承。略有不同的是，“五四”有比较明显的反传统情结，批判传统成为更突出的旋律；而八十年代更注重反思传统，并且八十年代人们对于传统的反思，也包含了对于“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新传统的反思。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首先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从1983年底1984年初开始出版丛书；然后是中国文化书院，1984年12月成立；再后来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1986年出书。当时社会上习惯于分类，“走向未来”丛书称为“科学派”，中国文化书院称为“传统文化派”，“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称为“西学人文派”。这种分类当然是很偏颇的，但是大家习惯上要有个归纳。

中国文化书院被称为“传统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大脉络特别注重传承。像是学术界就会问，你的老师是谁，老师的老师是谁，讲究师承，重视纵向的代际关系。但是二十世纪有两个时期很特殊，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八十年代，有种一代新人横空出世的感觉。如果对《新青年》做个关键词检索，甚至都不需要检索，一卷一卷通读下去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词迎面而来，不断地出现“我们”。《新青年》当然是青年运动，而“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断代概念，代表这一代新人的自我认同。

八十年代初我本人也在读大学，1979年我就在大学里创办了一个民间刊物，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给那个刊物起名叫《我们》。当时我也没有通读过《新青年》，但是就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一代人起来了。后来十几所高校的大学生联合起来，办一个刊物就叫《这一代》。那时候团中央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对话会，某次对话会上有一位老同志就说，你们这个刊物叫《这一代》，那你们就不要老一代了啊？哈哈！这里凸显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代际文化。八十年代很突出的一个词叫“中青年”，似乎中青年代表了改革，当时很强调一种观念叫“一代人的事业”。

1994年，中国文化书院活动合影。前排左起：陈方正、王元化、周策纵、汤一介、庞朴诸先生；后排右起：王守常、林毓生、李中华、周质平、陈越光诸先生

就在这样一个凸显代际文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书院依然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传承。它不强调“我们”，不强调“这一代”。中国文化书院“创院五老”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都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生人。作为中坚力量的一代，像汤一介、庞朴、李泽厚、陈鼓应、乐黛云、孙长江、谢龙等，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人。最前沿的新生代像鲁军、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都是四五十年代生人。这就形成了一个几代人的联合体，以跨代际的结合为特征。而“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内部规定是，编委会成员不超过四十五岁。“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委更年轻，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的。

代际结合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是：当时无论是“科学派”主张科学理性，还是“西学派”引入西方人文学术思想，在学术思想上都以西学为背景，而中国文化书院则以中学为背景。中国文化书院作为“传统派”，又绝不是“复古派”。比如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他依然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们那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由“五四”的乳汁养育起来，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传统的批判。在中国文化当中，传统和反传统始终相辅相成，我们的传统里面就包含着反传统，包含着对传统的批判性思考。八十年代整体的思想背景是对传统进行反思，而中国文化书院高举起传承的旗帜，主张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2014年底中国文化书院举行建院三十年庆典，当时我做了一个视频致辞，希望对中国文化书院做一个界定性的评价：“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并且是唯一延续到今天的，它代表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反思传统的整体背景中，举起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这样一面旗帜，它代表了中国思想历史传承的方向；中国文化书院汇合了自‘五四’以来历经各种政治风霜的几代学者，它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追求学术尊严和学术梦想的精神传统。”总起来说，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间，中国文化书院所具有的独特性就是，在反思传统的大背景下坚持继承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大方向下强调中国文化本位。

当西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前面是船坚炮利，背后则是制度文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他者。那么我们自己的文化怎样来面对这些？井水不犯河水，这在现代世界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喜欢强调说，中国文化有特殊性。不错，中国文化确实具有民族性，适合中国人。比如过春节的时候，年初三以后各种交通费用便宜一半，但是大家还是要赶在年三十当天回家。便宜一半省许多钱啊，晚几天到家有啥关系呢？那就是不行！中国人把家庭亲情视为至上，把亲人之间的团聚看得无比重要，这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精神力量。

1994年，陈越光先生与庞朴先生（中）、孙长江先生（右）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任何文化都有民族性，也都有世界性，那么所谓特殊性又是什么呢，根本说不清楚。强调所谓特殊性，也许是要借用中国文化中间的民族性来抵制西方文化中间的世界性。有人看不到西方文化也具有民族性，而认为西方文化完全是世界性的，这显然是一种偏颇。而过分宣扬所谓特殊性，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断难苟同。先生们当然认定中国文化和所有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民族性，但是另一个问题同样重要，那就是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中国文化在本源上就具有世界性。所谓“家国天下”，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一种世界性的格局。

远在轴心时代，我们并不知道除了中国的道德性礼制文明以外，还有古希腊的思辨性认知文明、希伯来的拯救性宗教文明、古印度的解脱性宗教文明。但是往圣先贤绝不会说，华夏文明只局限在这一块地域之内，而是认为我们的文明是普天下的。“天下”这个概念本来就不限于某个具体的区域，凡是被这个文明浸润的，就与我们是一样的。在边远地区而接受这个文明，那就是华夏；在中心地区而拒绝这个文明，那就是蛮夷。

中国文化是民族的，当然也是世界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不但能够适应现代世界，并且具有普遍价值。我们心目中的文化复兴，不只是作为本民族自身的工作，我们并不以民族自限，而是要献益于全世界。其实“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已经包含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一个命题在里面。当然这个命题既是时代的命题，也是历史的命题。

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几乎没有哪一位是复古派。他们所倡导的文化复兴，始终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转换和创造。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庞朴先生一再说，要区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状态，而文化传统是指在生活世界中间持续发展着的文明。今天我们说尊重民族性，符合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不是要符合历史上某种既有的状态，而是要符合这样一种活着的精神。比如说有人提倡穿汉服，那么汉朝的服装、唐朝的服装、清朝的服装，哪个是汉服？而文化传统则是说，我们的衣着里面包含了礼仪的审美因素。

尊严不可以转让

汤先生在教育问题上有这么几个看法：第一，他认为中国教育应该保持两种模式，应该有民办书院的一席之地。第二，他常年在北大等高等学府工作，自然能够看到现行高等教育的一些弊端，希望有所改进。汤先生多次讲，我们国家推动企业改革，一方面要引进外资发展合资企业，一方面要发展民营企业，这样做既是补充，也是冲击，能够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而且成功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也需要通过发展民办教育来推动。我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已经认识到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补充和竞争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教育，还是一条腿走路，导致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应试化。第三，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汤先生对于人文学科的发展有一些梦想，期望做一些探索。

汤一介先生手迹  “筹建私立综合性大学的设想”

汤先生筹划创办一所民办大学，他关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规划设立国学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关心在今天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如何互动，规划设立跨文化学院；他希望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规划设立新型的商学院。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怎么面对他者，是一个时代性课题。后来他在中国文化书院设立了跨文化研究院，由乐黛云先生任院长，由我任副院长，还尝试和欧洲联合办中欧无墙大学。另外汤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希望写一本书探讨中国文化对现代工商业的支撑作用。很遗憾，这本书没能完成。

汤先生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确实怀抱一些梦想。1999年他给我们都写了信，还专门邀我过去谈了好几次，后来他自己做了方案，跟我说：“越光啊，我要是能筹到五千万，我就把钱交给你，你把这所大学办好。”但是设立民办大学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行政许可的问题，当时没有可能实现。回过头去看汤先生在那个时期所做的方案，其实有很好的现实性，他设想高起点、小而精，设想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想成立党委会来保证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委书记成为校董会成员等等。近二十年以前汤先生提出的这些设想，现在成立西湖大学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国家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这样规定的。

汤先生在教育上有梦想、有追求，也有非常明晰的策划，但是历史条件不成熟，他的努力在当时不可能取得现实的成果。每个人做事情都想做成，但是我始终认为，历史的深邃迷人之处恰恰在于：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时就已经被平庸消磨掉了；而那些一时没能成功的远大目标，却像灯塔一样感召着、感动着后来人。你去挂起一盏灯，去尝试，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个梦想没能实现，但是你把这盏灯挂了上去，它就会成为一种力量，后来人会被历史所打动，接过这种力量而前行。

八十年代也有人觉得，相比过去，现在太注重物质利益了。而实际上八十年代有点文艺复兴的气象，面对人的基本需求和自然欲望，鼓舞起来一种人本主义精神，升华出“大写的人”。关注人的感情的正当性，满足人的欲望的正当性，维护人的权利的正当性，这些都是人本主义精神的张扬。今天令我们感觉到遗憾的，不是关注房价、关注股票，而是这些关注没有取得升华。我们没有强化它背后对于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关切，每个人只注意自己得到了一点具体的利益。应该看到正当的利益背后存在着一种精神，并且可以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目前的状况尽管有些遗憾，但也不必担忧，这是一个阶段，迟早会过去。如果大家关注自己的正当利益，并且能够在这种关注当中懂得群己的权限，懂得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从现实利益中间看到自身权益，我认为这就很好。

2000年，陈越光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左）于季先生家中

在梁漱溟先生之后，中国文化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是由季羡林先生接任的。这些情况我有所了解，但是我没有想到初次见面季先生会这样问我。当时我还在考虑这个传统是什么，还没有回答。季先生看我没说话，他就说了两个字：骨气。季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就是有骨气。季先生说了这个话以后，汤先生在旁边做了一个补充：“就是之前季先生八十寿辰上庞朴先生说的那句话。庞先生说，“康德学说有价值、有尊严，价值是可以转让的，尊严是不可以转让的。”价值和尊严，是康德伦理学的重要命题。尊严不可以转让，汤先生借用这个话来回应季先生所说的骨气。人有骨气才可以有尊严，一旦想转让就没有尊严了。 

孔子讲过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家追求“为己之学”一以贯之，例如荀子就认为，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真正的学问能够涵养德性，而德性浸润我们整个身心，成全一个人。小人之学呢，“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小人拿着学问去跟别人做交易。“为己之学”作为古训，里面就有一种尊严，求学为的是涵养心性，实现人之为人的成长。学问不能拿来交易，不能拿着几斤几两去贩卖。

另外，孔子讲“为己之学”，指的是“道”这个层面。树立价值观，决定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类问题属于求道的层面。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道日损”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用佛家的语言来讲，把自己身上的贪嗔痴慢疑去掉。王阳明比喻说，镜子不明，是加点东西呢，还是减点东西？当然不能加了，要擦掉嘛！而“为学日益”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增益各方面的学识。

经典是生命的灯火

1998年，陈越光先生与南怀瑾先生（中）、徐永光先生（右）在香港南怀瑾先生寓所

在这以前，我随金观涛先生拜访过南老师，后来确定下来要我去做经典诵读工程，和南老师的接触自然就多了。可以说，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界的大家，我有过接触和交往的并不少，我没有能力来评价他们的学问高低，但可以说南老师是他们中间最通达的一个。后来我找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商量请教这件事，请他们支持。最终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杨振宁、汤一介五位先生作为顾问，南怀瑾先生作为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我提出的主题口号是“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得到他们的赞赏。

当时我们的愿景是，形成一个继往开来的文化氛围。在大转折的时代里，中华民族在走向未来，而我们更愿意走向一个有传统的未来，希望通向美丽新世纪的大路上，既有传承也有创造。我们希望传统文化从博物馆、图书馆中间走出来，走到活着的当代人中间去，走进新生活中间去。当时有个目标是，让超过三百万个孩子参与经典诵读工程，而一个孩子背后还有十个成年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姑姑舅舅等等，都会受影响。我们的目标是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参与，三千万到五千万人受影响。再通过组织活动，借助媒体宣传，可以影响十分之一的当代中国人。这样一来，就初步形成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文化氛围了。

实际的推进效果比预期的快得多。起初我向李岚清副总理汇报，他提醒目标不可太大，不可操之过急。结果到第五年，参与人数就超过了五百万。前后做了八年，差不多八百万少年儿童参与。组织诵读活动造成的影响尤其大，比如有一次在河南孟州的大广场上举办“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百县计划’启动仪式”，到会人数超过了整个县城人口的一半，七万人的县城，有三万多人在广场上。台湾地区一些小学组织学生来天津和我们交流，看到一个体育场里两三千人集体诵读，他们感到很震惊。后来我们也和一些国际组织交流，外国人听不懂，但是听到孩子们充满稚气的声音，看到他们闪闪发亮的目光，也是大为感动。

1999年，国际儒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国际儒联第二次会员大会”。据说会上有一位学者说，儒学发生在中国，但是保存在日本。他举了许多例子，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还写毛笔字吗，中国没有一所大学开书法课，但是日本的大学就有。大家在台下听着很憋气。下午我在大会上有一个致辞，讲经典诵读工程的立意和目标。现场一片掌声，大家觉得很解气，我们还有弘扬传统文化的工程呢！致辞结束以后，我们组织一些六七岁的孩子上台背诵《论语》。之前是一片掌声，现在是一片笑声。因为这些小孩儿上台，大多不走两边的台阶，他们到了台前连滚带爬就翻上去，所以会场里一片笑声。而当孩子们站起来，开始背《论语》，哇啦哇啦齐声背诵，下面一片哭声，许多老先生抹着泪上来拥抱这些孩子。老先生们内心受到了感染，也看到了希望。

1999年，陈越光先生在河北赤城县农村学校考察“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情况

我们也请第三方机构对诵读工程做过评估，诵读古诗文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和品性习惯养成有明显效果。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方式，认为是死记硬背。其实，背诵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又不考试，不“死”也不“硬”嘛。我们到一个学校去推广诵读工程，通常的工作方法是由大学生社工找到校长，先请校长看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读本，再由校长帮助找一个语文老师当班主任的班级进行试点。找到这位语文老师以后，会请老师帮助在班上找五个语文考试成绩最差的孩子。大学生社工给这五个孩子每人一本书，隔一天来一回，辅导他们背诵。我们对这位班主任老师有个要求，一个月之后要开一次班会，让这五个孩子上讲台背诵古诗文。

这五个孩子回到家，就会跟父母亲说起，自己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这些孩子平时考试成绩差，用家长的话说，除了不守纪律被老师叫起来批评，在班上就没有机会站起来讲话。这次他们要当着全班背诵古诗文，家长很重视，觉得是个荣誉。而这几个孩子自己也觉得很神秘，班上同学们都打听，他们接受了一个什么任务，而他们还要保密。这样过了一个月，五个孩子上台背诵诗词、背诵古文，把全班同学都震住了。诵读古诗文和平时上课没有关系，我们每到一个学校都是找成绩最差的学生。这些学生平时不受重视，这次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背诵古诗文，他们很投入，主动性就调动起来了，后来学习成绩也上来了，学生家长也很高兴。

北大附小就是从一个班开始试点，到一个年级，再到全校三千六百多学生全部参加。第一个试点的班，到六年级面临小升初的毕业考试了，有两三个家长给班主任写信说，这个活动很好，但是中考并没有古诗文背诵，到了六年级是不是可以停一停？那个班主任就把两封信在班会上公布，让全班同学讨论，同学们都坚决要求继续诵读。再开家长会，大部分家长没有学生那么坚决，但是也全都赞成继续诵读。接着那个班主任就鼓励学生说，这个事情可能有争议，你们既然要继续诵读，就要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那一年的毕业考试，那个班取得了语数外三科全年级第一，班上所有同学语数外三科分数都在九十分以上。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经典诵读活动，做了八年。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开创继往开来的文化氛围，界定在“校园以内，课堂以外”，不认为可以取代常规教学。这个目标已经实现。2006年以后，经典诵读工程就不再继续推动了。

另外我想说，什么是经典？经典并不是孤立的知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至少有两个条件：第一，经典当中凝聚着对历史、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层次的关怀，超越当时当地的条件，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制约而长久存在，经典揭示出来的精神内涵，用司马迁的话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第二，经典是在漫长岁月里面不断淘洗而存留下来的，它不是一时的风潮、一时的热点，它在历史进程中间经历了反反复复的筛选。经典并不局限在某个知识系统里面，而能够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有丰厚的馈赠。可以说，经典是生命的灯火。

生命的存在能够超越它的终结

陈越光先生（右）获《南方周末》2018年度“社会责任先锋”

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此后推出“希望工程”这个项目。“希望工程”在当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救助几百万面临失学的儿童，或者建设一万多所“希望小学”。救助失学儿童，建设希望小学，这是摆在前面的意义，“希望工程”背后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在中国开拓出了社会支持的公共空间。而在这后面是对于人性向善的引导，属于价值理念的建设，“希望工程”在这些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可能更大、更远。

我们作为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在生活处境比我们更困难的人面前，我们认识到自己仍然有为善的力量。而且走出这一步，并不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往往是举手之劳，让渡一点点微薄的利益，就可以帮助别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希望工程”起到了教化的作用。现在各类公益项目已经多了起来，而在当时“希望工程”是唯一的，它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因此，我们这些人为之付出一点时间或者付出一点金钱，那是微不足道的，“希望工程”回馈给我们的是精神的提升。

西湖大学成立大会，左起：钱颖一、陈越光、施一公诸先生

轴心时代几大文明形态得以形成，当时的人们完成了超越的观念，人的存在不再局限于经验世界。有些民族从宗教中获得超越感，也有些民族从历史中获得超越感。在历史中获得超越感有形而上、形而下两种形态，形而上的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形而下的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中国人说“道”生生不息，印度人说“佛”不生不灭，都是在构建永恒。对于个体来说，自然生命的终结就意味着一切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都终止了，死亡以后个体与外部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都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某个事情，并不以我们自身生命的终结而终止，那么这件事情就回过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一种超越感，能够超越有限的生命。

创建西湖大学是一件具体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参与其中而体会到超越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说谢谢。生命本来就是时间，我们需要让价值的光辉照亮单调的时间，或者说我们需要让生命汇聚起一件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存在。我们在今天努力去做的一些事情，能够赋予时间以生命，而这些事情一旦做成，或者虽然没能做成但是充分展现出来努力去做的一种意志，那就能够赋予生命以时间。渺小个体的生命，在伟大事业的时间中得以延续。

2018年11月，陈越光先生于敦和基金会

所谓“资助型基金会”，自身并不运作公益项目，而是资助其他组织运作公益项目。因此我和同事们要做步行者的同行人，一起走公益慈善的长路。当我走不动了，我还可以目送年轻的同事往前走。我们始终同在，只不过同在的形态多种多样。现在我的肩膀与大家同在，以后可能只是我的目光与大家同在，或者我的意念与大家同在。乃至意念都沉寂了，在天地大化之中，我们依然同在。

拼命干的人有“不避败之志”

2017年，陈越光先生（前排右四）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成立仪式上

到今天，学习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于现代学科模式，在肯定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有所反思和补充？马一浮先生认为，“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经者常道，离经不言道，学术史上每数百年就会出现一个旨在探寻经典本义的“回归原典运动”。今天中华文明再次面临回归原典这个历史命题，需要探源性发掘，因此我们尝试在浙大马一浮书院设立经学二级学科的博士点。实际上重拾经学的学术旨趣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蔚然可观。

所谓“中学”早已包含佛学、名相之学等等，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经历着交融与贯通。而中学与西学的融会，在今天尤其值得关注。我们所理解的经学，既要推重六经的地位，要延续整体研究的方式，同时还要怀抱与学术的继承与发展相匹配的开放精神。

就知与行来说，这两种修炼都可以给人以启示。读书可以明理，做事也可以明理。朱熹讲“持敬”要贯穿动静，没事情的时候不懈怠，有事情的时候不忙乱，所谓“无事而存主不懈”“应物而酬酢不乱”，这就看出一个人自身的修为。看清楚自己的长处，培养并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必担心做事耽误求学。感慨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读书，或者感慨要读的书太多做不好事情，其实都是修为不够。《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王阳明说“静亦定，动亦定”，心有所定至关重要。外在的环境既可以影响内在的精神，也可以成全内在的精神，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境、才能、技艺。做事不会耽误求学，更不会耽误求道，阳明学尤其注重“事上磨”。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

何为“不败之道”呢？就是首先要保全自己，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嘛，所以不能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处境里面。走这条路呢，凡事先排除风险，说八分话，做八分事，不要做到极致，也不要把对手逼急了。就是说，把最上面那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让渡掉了。当然这百分之二十，如果用商业的话来说，它是风险最大的百分之二十，也是利益最大的百分之二十。因为风险和机遇同在，做个七八成，取个七八分，剩下的不要了，适可而止，这就是“不败之道”。

还有一条路是“决胜之道”。王船山讲：“直致之而已矣。可为者为之，为之而成，天成之也；为之而败，吾之志初不避败也。如行鸟道者，前无所畏，后无所却，旁无可迤，唯遵路以往而已尔。”所谓“决胜之道”，就是“直致之”“不避败”“行鸟道”。这个人的信念是对此求一决胜，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自己的信念当中。凡讲“拼命干”的人，便是在走“决胜之道”。对于这种人来说，往这个方向走，只管走，无所谓胜败，不存在失败这一说，这就是“不避败之志”。可能会跌倒，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走，在自己所选择的这个方向上，只有前行和跌倒，没有其他。对于行“决胜之道”的人，事业和生命是一件事。没有生命当然没有事业，反过来没有事业就等于没有生命。而“不败之道”呢，生命是生命，事业是事业，首先考虑自己，为自己求周全。

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拼命干”，就是把生命倾注在事业上，为了理想一往无前，把因果得失置之度外。而且他的信念能够使他有一种认知，因为事业需要他，所以他不会轻易死去。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在外，家人和他失去了联系十分忧虑，就写信到处打听情况。梁先生给家人回一封信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通常我们认为，事业因生命而存在，从梁先生身上就可以看到，生命因事业而存在。

总起来讲，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个“拼命干”的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事业融为一体。而他心头的理想使得他相信，在事业还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可能死。一个人有这样一种事业感，将生命寄托于理想，其实也是莫大的幸福。许多人感受不到这种幸福，往往是因为心里盛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结。这个事情做不做啊？这个机会好不好啊？这个选择对不对啊？用南怀瑾先生的话来说，“不在疑中，即在悔中”。要去做的时候，心存犹疑。投入多少力气去做啊？合适不合适啊？会不会得不偿失啊？机遇失掉了，又开始后悔。其实人生在世，有值得自己“拼命干”的事，是缘，是觉，也是福！

后记

1953年出生于杭州,祖籍浙江诸暨，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理事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研院高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西湖大学校董会董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曾任“走向未来”丛书及杂志副主编，《中国妇女》杂志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中国残疾人》杂志创刊主编、《中国农民》杂志社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报》总编辑、《东方》杂志编委会主任、《科技中国》杂志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