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的学问规模和抱负，很难用通常的学术尺度来格量。南先生平时教育弟子的理想人格，扼要的说，就是“敦儒家之品性（孔孟做人处世的方法），做道家之工夫，参佛家之理性和见地。如此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出世成佛，入世则己立、立人，而及国家、天下；如此才能为世必不可少之人，能为人必不及之事，庶几此生不虚。”而自撰《狂言十二辞》，则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可歌可泣的心绪，为世人呈现出一个勘破尘世炎凉的独行者的自画像：
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鬼半人之世。
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
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
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
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
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
南怀瑾的文化史观，源于他对人生苦迫性的否定及超越。他常说，人生数十寒暑，孩童老迈过其半，夜眠衰病过其半，真正昭灵自在，知自己所以为生者，攒积时日不过六、七年而已。况在此短暂岁月中，既不知生自何处来，更不知死向何处去，烦忧苦乐，聚扰其心。近如身心性命所自来者，犹未能识，遑言宇宙天地之奥秘，事物穷奇之变化，固常自居于惑乱，迷晦无明而始终于生死之间。如同《易经》最后“未济”卦所示，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过程，永远是有缺憾的。无论是从事出世事业的宗教家和大哲学家，或是从事入世事功的伟人，都跳不出生死的自然规律。正当他历经青年和壮年，脑力和智慧刚好成熟，经验的累积正达高峰的时候，便像苹果一样，红透熟烂，还归虚无。因此，由人创造的历史文化，也就表现为永远是不成熟的。前一代经历过的一切成败悲欢，注定了下一代还得重演一遍。于是人类智慧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续下去。“古今中外，累积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说都是青年人扮演主角的成果，中年或老年人担任编辑而写成；它永远都很年轻，并且尚未完全成熟。”
这种不成熟的人生和历史，在于人的心理上永远处于不满现实而又不得不适应现实的矛盾之中。人类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对于历史也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若从物质文明与人的现实生活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进，必然需要在器物的进步中更求进步；若从宗教性道德观念的立场言，则精神文化又是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哀叹下不断退化。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中国，更是在内忧外患中颠沛困顿。生长在东西新旧文化交互排荡撞击中的中国人，思想常陷于进退失据的矛盾混乱之中。无论是不满现实的青少年，还是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老前辈，究其实都跳不出循环式的历史悲剧：历史时代的途程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而人类在时代的轮转中，却永远不满现状。
如何面对这缺陷、不完满的历史和人生？考诸二千多年前的圣贤，有“因人论世”与“因世论人”两种角度。孔子著述《春秋》，把遭逢历史巨变的过错，责之于当时身在其位，力足以谋国的“贤者”，此谓“因人论世”。释迦的道理则是“因世论人”，认为历史变乱的罪过，是人类与一切众生的共同“业力”所造成。当共同“业力”构成大势所趋的时期，犹如转动速度极快的火轮，谁也无法插手使其停止。老子的“无为”、“因应”观点，也与佛法深悲众生“定业”难移的观点相同而立论。
佛家“因世论人”，以超越世俗的解脱者高度，俯视在三世轮回的业轮中，芸芸众生定业难移，故一切有赖于时节因缘的成熟，把人生问题的解决延长到无限久远的三大阿僧祗劫。儒家“因人论世”，则在一期生命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纵然是知其不可，也要勉而为之。这两种观点，若以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体用不二的佛家观点来看，表现为“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辩证统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而具备大仁大勇聪明智慧的人物，所抉择的人生道路不外乎两条：不为英雄，必为圣贤。
南怀瑾将英雄事业称为“人爵”，圣贤事业称为“天爵”。即生完成赫赫事功，名扬千古的便是英雄；而圣贤事业，也许寂寞一生，却能永远赋予人们以身心的安泰。“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贤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英雄是世间凡夫的顶点，而在圣贤事业中，则有儒道佛三教的次第展开。圣贤领导了古今中外历史的趋向，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故在《景印〈雍正御选语录〉暨〈心灯录〉序》中，一反常人将雍正比为汉景之刻薄的定评，对其振兴禅宗的作为给以相当的好评：“英明如雍正者，孰知于一代事功之外，独以编著禅宗语录而传世未休。于此而知学术为千秋慧命大业，非毕世叱咤风云之士所可妄自希冀也。”
——王雷泉《南怀瑾先生文化史观述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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