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音乐作曲家访谈录》一书由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田力主编，本文节选四位中国著名作曲家的访谈：郭文景访谈录（林海宁、樊娜）、三宝访谈录（林海宁、樊娜）、叶小纲访谈录（杨皓晖、赵乐）和赵季平访谈录（赵乐、樊娜）。
郭文景访谈节选
问：您的成长经历对您日后的音乐创作风格有何影响？
答：这种影响当然是存在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人的创作风格是和他的个性，气质以及生活的环境相联系的。一个人成长和生活的环境就是他的文化背景。对于我来说，我的成长经历可能是使我的音乐风格，显得不是那么轻松，愉快，娱乐，最大的影响是使我很难转入到商业化的创作方向。
问：在您刚开始寻找自己音乐创作道路的时候，您似乎一直想摆脱欧洲传统音乐创作技法的影响，寻找自己的方式。在当时看来，您的这种做法似乎是离经叛道的，那是什么样的驱动力让您坚持下去的？
答：在80年代初，我还是被认为有自己个性语言的一个创作者，比如说中国西部地区巴蜀文化是我的文化背景，音乐的那种粗犷，力度都是我的个人风格，但是除此之外，还是可以看出我受西方影响的成分，我们那一代人都带有这种痕迹，像我们班上80年代的同学，就说最有名的那几个，都受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勋伯格这些人的影响。
到了90年代初，我就开始要摆脱这种影响，我发现当时中国的作曲家喜欢说：“我是把中国的艺术，东方的艺术和西方的结合。”我就在思考，我的作品要有时代感、现代性，就一定要和西方文化结合吗？我难道不能从中国的元素直接提炼出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本身就具有现代性吗？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肯定是离经叛道的。我创作的驱动力就是希望找到更纯粹的个人语言。但是事实上，这种想法只能是我的一种愿望，不管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这种想法都是有问题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我要建“空中楼阁”。因为文化的过程是一个源和流的过程，它终究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繁荣，这跟它吸收新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音乐不要说几十年，半个世纪甚至100年的历史，你就是追溯到唐代，它也在吸收外来文化。从美学、哲学的理论上我知道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是“无水之源”“无根之木”，但我仍着迷于这种想法，痴迷于这种狂想，因为它是我创作的驱动力，驱使我去寻找，让我不满足于受到各种影响的束缚，这是一种很强大的探索的驱动力，让我去建造这种“空中楼阁”。
问：在您的音乐创作中是带着哲学性的思维吗？
答：我在音乐创作中倒不是带有很多的哲学性思维，但是我平时对很多问题喜欢用历史的哲学的思维去看待。中国很多的作曲家，有时候过于注重“形而下”的技术问题了，把过多的注意力都放在技术上，对“形而上”的问题考虑的较少。我觉得思索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我在音乐学院的具体工作是教技术的，是一位作曲系的老师，我觉得作为专业作曲家，技术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技术什么也谈不上。但是仅仅这样是不行的。
问：您觉得运用现代作曲技法的电影配乐会造成观众理解电影的困难吗?
答：我觉得现代音乐有一些先锋性实验性的成分，当它作为一个纯音乐作品面对观众的时候，可能会和观众有一定的距离，往往造成观众理解和接受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能进入电影这种非常大众化的艺术形式里。恰恰相反，电影还有助于观众理解和接受先锋的实验的现代音乐，在电影特定的环境、气氛里，当现代音乐和画面水乳交融，音乐能非常好地烘托画面气氛的时候，观众接受起来却没有丝毫的难度。
我觉得通过电影向更大范围的人群传播更多样化的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有时候一些人说他不喜欢民乐，觉得民乐比较土 ，可如果在一部电影里恰到好处的使用了民乐，就会使他们重新发现民乐的魅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对音乐的传播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影音乐创作者想不想的到，敢不敢将这种尽可能多样化的音乐运用到电影中，担心音乐写的有距离感，观众又可能接受不了。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只要音乐与影片结合的好，观众就能接受。
三宝访谈节选
问：曾经有一位作曲家这样形容他的创作感受,他说:旋律是最难创作的.听了您的一些作品之后,第一个感触就是您特别擅长写旋律,是什么激发了您的创作灵感？
答：写旋律的确不是很容易的.其实跟绘画一样,旋律相当于绘画里的线条,结构就是绘画里的框架、骨架，和声算是它的色彩吧。音乐创作很多都跟绘画是很相像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画线条画的很好，有人对色彩特别敏感，看他偏重于哪一个。我觉得我写旋律好的原因，唯一一个让我自己可以解释的可能就是我从小是学小提琴出身的，因为小提琴基本上是个以旋律为主的乐器，这跟学钢琴的人不太相象，学钢琴的人大概对和声感触更深一些。我觉得一段旋律写好听了并不难，而是难在有特点，有特点并且悦耳就更难的。
问：您的母亲创作了交响史诗《噶达梅林》，她运用了民歌的旋律并将其丰富发展，您母亲对您的作曲有何影响呢？
答：《噶达梅林》的副部主题是我母亲创作的一个旋律，那个旋律也非常美，从主部主题延伸过来，虽然她运用的是那首民歌的旋律为主线，但是里面还有其他的旋律出现，并且还把这个旋律分解，用作曲的手法表现出来。我母亲从来没教过我作曲，我也从来没有跟我母亲谈论过作曲技法之类相关的问题，我想没有人能告诉你，旋律应该怎么写出来，不可能手把手的教你某个音的组合应该怎样怎样，只能是你写完之后，他给你提出一些意见。其实我觉得作曲还是很需要天赋，不只是是作曲，做音乐这个行当很多都是要靠天赋的。
问：您是从记录片《百年恩来》的主题音乐《你是这样的人》开始了您的影视剧音乐创作，之后就开始了您的“电影音乐时代”，那么请问您是因为这部记录片开始您的“触电”之旅的还是您本身对电影也情有独钟呢？
答：都有吧。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电影，只要有机会就要看，看的也比较多，加上我从小学音乐，对我所有看过的电影，我对里面的音乐都很关注，小时候的兴趣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只是一直没多少机会写电影音乐，因为没人找我去写，那个时候我20岁出头，基本上别人不太会信任我能写电影音乐，他们也不了解我，甚至在我写《你是这样的人》这首歌之前，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以前是学古典音乐的。其实在那之前我大部分写的都是一些流行歌，那些歌曲也不会让人去想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教育背景创作出来的。在创作这首歌以后，人们才知道我以前是音乐学院学指挥出身的，然后就开始有导演找到我写电影音乐。当然以前也有找我写过影视音乐的,但都不是特别受关注,或者说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运用一些古典音乐的表现方法去创作.只有那首歌才是。所以如果说这首歌再提前五年写，我也一样可以写出来的，只不过是有那么一个机会。
问：电影《嘎达梅林》是导演冯小宁继《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战争三部曲”之后推出的“生命与环境”三部曲的第一部。影片浓郁的内蒙古地域色彩与音乐的渲染是分不开的，冯导在电影中重视音乐也是很出名的，你当时是怎样构思影片音乐的？
答：我为《嘎达梅林》这部电影配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它是一部蒙古族的影片,第二它也和我们家有一定的渊源,我母亲是写这部交响音乐成名的,而且我的老家就是在那儿。为这部影片创作音乐最初,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与嘎达梅林的渊源,因为有我母亲的作品在先，如果没有她写的那部交响乐的话，我可能和平常的作曲家写英雄人物一样。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我在写这部影片的音乐时就像写一个关系很近的人。
这部电影音乐的创作比较辛苦,因为音乐量非常大，一百分钟的电影中涵盖了近九十分钟的音乐，基本从头到尾都铺满了，我用了两个星期才把它完成。这部影片的音乐主题是人们熟悉的《嘎达梅林》民歌旋律，另外我又加了一个主题，表现嘎达梅林与牡丹的爱情，《嘎达梅林》的主题是一个英雄主题，而爱情主题则较为舒缓。在音乐上，我运用了管弦乐队，主要风格是比较古典的，但加入了大量的电子音乐。在影片中演唱的除了腾格尔还有两位当地的民歌手，女歌手演唱的是蒙族的长调，而男歌手则是男低音，歌手们都会唱那首《嘎达梅林》。
但其中的有些配乐还是被导演做了很大改动,有些段落音乐被重新剪了放在影片中，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音乐是有语汇的,它不是可以硬剪的，它有很多很多的逻辑顺序在里面,有情绪上的,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比如和声的关系,调性的关系,如果你生硬的将音乐剪断,就会破坏这些关系。影片的音乐尤其在后半段被剪的比较多, 音乐被剪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了.我后来看了完成片,不是很满意，所以我才出了一张这部电影的原声配乐唱片,这里面有些音乐段落是和影片里剪过的音乐是不太一样的。
叶小纲访谈节选
问：你在美国时，美国80年代的那些电影，威廉姆斯等电影音乐大师的音乐作品《大白鲨》等，都已经出来了，当时你对美国电影音乐的感受是什么？
答：我当时觉得美国的电影音乐做得是比较到位，怎么说呢，它有资金上的保证，作曲家、音乐家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它那个工作所需要的那些量。从我在中国电影工作的经验来说，一般电影音乐是不怎么受重视的。但美国电影不同，美国片子有时候片子很烂，但音乐很棒。说明它的技术层面、音响层面做得很到位。它把音乐不光是作为音乐来考虑，而是作为整体音响的设计之一来考虑。那么我想中国现在的电影音乐也越来越受这方面的影响，中国目前的电影音乐有好转的迹象。
问：能谈谈是怎么进入电影音乐创作这一个领域的？
答：倒不是我加入，是我被人邀请进来做，我也很愿意做，因为电影音乐的可塑性特别大，对你的要求特别高，对技术要求也很高，对体验生活的能力要求也很高。如果你没有感觉当时的情节、氛围就很难产生好的作品，对吧？（你的第一部电影音乐作品是？）我的第一部电影音乐是《情漫黄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记不得了。《情漫黄山》、《金色的梦》、《湘女潇潇》、《望日莲》是1987年我去美国留学之前做的五部电影音乐。
问：您在专业音乐和电影音乐领域都有很显著的成就，你怎么看待两者之间创作的区别？就您个人来说，更喜欢那种创作？
答：区别在于电影音乐首先要服从导演的要求。你恐怕要更多的时间站在导演的立场来考虑音乐的问题，而不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出发点不一样，一个是从比较客观，站在观众的、主人公的角度、站在导演的角度，来考虑音乐的出发点。而且观众，受众面也不一样。因为专业音乐是以专业音乐工作者或音乐爱好者为主。而电影音乐是广大的老百姓，它的接受面更广，层次更加宽泛。所以你不得不考虑你的音乐手法为大多数人所能理解或接受，因此电影音乐更要大众化一些。这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的音乐走向更多人。所以一般只要有电影音乐的机会，只要不是太忙，我一般都是愿意参加的。
问：在您的音乐创作中，您喜欢去体验生活，这种创作方式是否比单单看样片更有灵感？和那些导演是这种创作方式？您认为电影音乐较理想的创作方式以及与导演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答：一般我都会想到现场去，那样会给你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也是我扩大我自己生活圈的机会。《天上的恋人》是去广西，《湘女潇潇》是在王村，《惊涛骇浪》是在荆州大坝，那个抗洪的大坝。我全去了，有些片子没要求我去我都去了。比如说有的电影如《汉武大帝》最后我没有作曲，在横店，我都去了。
问：您的电影音乐一般什么阶段参与到电影创作来？
答：一般都是靠近后期了，演员也拍得差不多了，片子画面也出来了，我才会进去。因为一开始白纸黑字，什么都没有啊，一片空白好像我去意思也不是特别大。我跟导演合作一般是比较愉快的，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不愉快，最后导演也还是听我的。不是我能够说服他，是我的音乐能够说服他。
赵季平访谈节选
问：您的音乐中运用了大量的戏曲元素，这可能与您对戏曲的深入研究很有关系。您觉得对您的创作影响最大的哪种地方戏曲？
答：秦腔。秦腔是陕西的一种地方戏曲。我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中的音乐实际上都用了秦腔花脸的发声办法和那种行腔方式。而秦腔及别的地方戏曲都和地方方言有着极密切的联系，离开地方方言就没有地方戏。在研究秦腔的过程中，我发现秦腔实际上是一种很老的板腔体，程式化很强。我研究它的腔体、板路、节奏、调式、多声部，还要配和声，为我后来的创作准备了很多积累。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中国戏曲与戏曲之间关系又很密切。比如我为《往事如烟》作曲，要写京韵大鼓，在此之前我并不熟悉京韵大鼓，所以找资料，结果发现京韵大鼓的关键处就是一板之眼，这样我一看就清楚了。我写了一曲京韵大鼓《梦唱大西厢》用在电影中，同行还都认为很地道。后来研究京剧，我发现京剧实际也是在秦腔第三大声腔的基础上集几个声腔之大成形成的国剧，而晋南梆子、蒲剧也都是由秦腔发展来了。秦腔往东走、过了黄河还形成了晋南梆子。河南梆子也是板腔体，只是板路与秦腔不同而已。而京剧也都是源于板腔体，所以，研究这些戏曲对于音乐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秦腔，我小时候还特爱豫剧，所以常跟我父亲说要看戏，父亲让我去找范翠亭范伯伯。豫剧是河南戏，河南人叫樊戏，因为樊粹庭是将豫剧发扬光大的关键性人物，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
说实话，你要想让你的音乐走向世界，不写出中国味不行。而要写出中国味，最佳途径便是从民间戏曲和音乐中吸取营养，创造不同的音乐风格。
问：《黄土地》是您第一部“触电”的作品，它几乎可以被称作是一部音乐片，音乐成为影片情节发展中最为必须的、最有机的组成部分，用陈凯歌导演的话来说，《黄土地》的音乐与其它部门的创作一起“形成了一个隆隆滚动的球体”，既“利于内”，又“不伤于外”。这部电影的成功也给您的创作带来很大的转折，当时是怎么开始的？
答：《黄土地》是我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初恋。1983年底，凯歌、艺谋、何群三人一起到西安找我。那时我在音乐上的创作正处于上升时期。第一次见到艺谋时，他向我一一介绍陈凯歌和何群，给人的感觉像副导演，但我却觉得他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凯歌那次告诉我：他们想找一个在艺术感觉和情绪上能与他们沟通的作曲家。他们听了我的管弦乐《秦川抒怀》和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然后告诉我还要去听听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我说:“很好!”同时向他们介绍了另外几位作曲家的音乐风格和长处。凯歌后来跟我说:“我们听完你的音乐，当下就定了你了。之所以说要去听别人的作品，只是想看看你的为人”。我当时的心态比较平和。
问：导演最初对《黄土地》的音乐创作有何要求?
答：凯歌要求音乐在构思、配器等方面“力求单纯”，在旋律上力求简练、上口，并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同时他希望通过音乐增强影片的抒情意味。
每当提起这部电影，我的脑中就会回响起翠巧、翠巧爹、憨憨所唱的“信天游”，还有农民吹鼓手的唢呐声和打击乐、顾青去采风时听到的歌声、腰鼓阵中的鼓声，还有农民求雨时的合唱声……那段合作对我来说也是终生难忘的，因为我和凯歌、艺谋一样，为《黄土地》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问：在写《黄土地》之前您会关注当时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状况吗？
答：谈不上关注，但确实很上心。我那时的音乐创作虽然和电影没关系，但几个同行朋友在一起，我们也经常谈论电影，我们虽然没有电影作曲经验，但凭直觉，我们自信会比别人写得好。所以当凯歌他们来找我，问我对中国电影音乐创作有何想法时，我说：“我觉得电影音乐既要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又要有现代意识。凯歌、艺谋听了点头说：“对！咱们的观点一样！”实际上我后来的电影音乐都比较注重民族性和现代感。
问：《黄土地》有很多插曲，象《女儿歌》、《尿床歌》等，具有浓郁的泥土味，与民风民俗一起构成了影片清新脱俗的风格。
答：它们来源于陕北的民间音乐，具体说是《信天游》。《信天游》曲调淳朴、高亢而且悠扬，节奏自由，我很喜欢。1984年元月2日，我和艺谋、凯歌、何群四人早八点出发，坐上由西影提供的一辆面包车，奔赴陕北去找感觉。我们徒步跋涉在陕北高原上，或走村串户，和老乡们在炕头聊天，看农民的绘画和剪纸。到达黄河边时，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度。在米脂大车店，床上爬满了虱子，我们不敢穿衣服睡觉，于是四人全裸。在安塞，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农民歌手贺玉堂，听他唱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并将他的歌声全部录了下来。贺玉堂一家几代都是出名的歌手，所以他的歌属于祖传艺术。用凯歌的话来说，他不是用技巧在演唱，而是在用心演唱，所以能感人肺腑。他的歌是原始的，却是最富生命力的呐喊。他的歌对我创作《黄土地》民歌和音乐带来了灵感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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